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
———《庄子·人间世》
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将自己的知识技巧作为斗争的工具，最终为名所困。人最高的道德，就是把这个“名心”抹平。就像庄子所讲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意思是人家叫我是牛，很好，叫我是马，也好，人把虚荣心去掉了，一任时人牛马呼。
虚名能为人带来一时心理的满足感，也就使争名、争虚名的事时有发生。虚名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为了虚名而去争斗，是人世间各种矛盾、冲突的重要起因，也是人生之中诸多烦恼、愁苦的根源所在。
为人处事不要为虚名所累，在做人、做事中都要有意地把握进退的法度。当进则进，一往无前；当退则退，明哲保身。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该留下的必然留下；不该留下的，欺世盗名，终会被时空湮没其声名。知此是一种知人知世的智慧，行此更是一种伟大的、超凡的人格。
虚名是心灵的负累，我们以赤子之身来此世界，当以赤子之心走过此世界，此为留取清白在人间。
所以，我们的先哲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事实上，人生的规则也正是如此奇妙，贪慕虚名、急功近利者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名誉；沽名钓誉，无所不用的人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红楼梦》中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读中有一句这样的话：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这和苏东坡的一首流传千古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依道家看来，人心就是名心，当名心褪尽，人之私欲不存，天理凸显，道心始生。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使人觉得亲切可爱。历史上道家的人物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归隐修道去了。
和普通人相比，有一个人比较突出，他就是张良。
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智慧过人，屡出奇谋，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劳。西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是子房的功劳”，请他自选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张良推辞不受，最后被封为留侯。
张良的谦逊，令很多人颇为不解。刘邦的另一位谋士陈平就曾问张良：“先生功高盖世，荣宠受之无愧，又何必拒绝呢？我们追随皇上，出生入死，今有幸得偿所愿，先生不该轻言舍弃。”
陈平见张良一笑不答，又说：“先生足智多谋，非常人所能测度，莫非先生别有筹划？”张良敛笑正容道：“我家几世辅佐韩国，秦灭韩时，我幸存其身，得报大仇，我愿足矣。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做了帝王的辅佐，贵为列侯，我还有什么悔憾呢？我只求追随仙人遨游四方罢了。”
张良从此闭门不出，在家潜心修炼神仙之术。跟随张良多年的心腹有一次忍不住对张良说：“富贵荣华，这是人人都不愿放弃的，大人何以功成之时，一概不求呢？大人也曾是义气中人，这样销声匿迹，岂不太可惜了吗？请大人三思。”
张良随口一叹：“正因如此，我才有如此抉择啊。”
张良的心腹闻言一怔，茫然不语，张良低声说：“我年轻时，散尽家财，行刺秦王，追随沛公，唯恐义不倾尽，智有所穷，方有今日的虚名。时下大局已定，天下太平，谋略当是无用之物了，我还能彰显其能吗？谋有其时，智有其废，进退应时，方为智者啊。”
功成而不居确实是张良的高明之处，比起韩信因为功高震主而命丧黄泉更显得深谋远虑。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隐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悠然自得于乡野之间，洋洋洒洒地留下众多千古流传的佳作。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道心的核心，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
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任性洒脱，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道心的滋生，使他吟出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感叹。
他向往桃花源似的生活，在《劝农》一诗中他以“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表达了对上古之时人民淳朴、以真性生活的向往。
他之所以弃儒入道，在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陶渊明的境界让人心生向往。确实，现代人久在樊笼里，原本纯净的心在红尘俗世中日渐蒙尘。
其实，一旦我们回归到世道本真上来，就会发现，人世的繁华与争斗其实都是负累，也是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所在。
追名逐利，不如抱朴守真，所谓褪尽名心道心生，我们也可以如陶渊明一般名心褪尽时，悠然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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