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条（《答欧阳崇一之三）原文节录：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如何却为两事？...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传习录》第146条记录了王阳明和周道通的一段问答。
周道通表达了两个疑惑：一、当自己没事的时候，周围发生的事也会令自己心生波澜，怎么可以说无事？二、有时候又特别忙，被弄得晕头转向，宁可不做事，也要静下心来存养良知，这样做对吗？
王阳明告诉他，治学的功夫只有一事，就是致良知，贯穿人的一生，贯穿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如果被具体事务搞得身心疲惫，那是由于得失之心、荣辱之心左右了自己的心志，导致良知不得。把事上练和存养良知分开来说，那就变成两件事了。
欧阳崇一对此提出了疑惑，他说，如果精力不济，无法把事情做完，只是人的天性使然，把事情暂时搁置一下，专心静养心神，这应该是致良知，为什么老师说这是一事变两事？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如果事情紧急，不容得我们放下，那么即使精力衰落，努力振作精神也可以把事情完成，所谓持志以帅气。但总归很勉强，事情做完以后，弄得筋疲力尽，不就是“暴其气”吗？良知固然知道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但是事情紧急的时候，那还顾得上精力（气），精力不济的时候，又那顾得上情势紧急。老师说该怎么办？
宁可把事情放一放，也要存养良知，这句话对初学者说，未尝不可，但毕竟把做事（格物）和致良知看成了两件事，这句话就有毛病。
孟子说“必有事焉”，君子至学归根到底就是“集义”一件事，义，就是适宜、妥当、因顺万物，处事合宜就是义。能够致良知，处事就能得宜，所以“集义”说的就是致良知。
作为君子，无论遇到的事如何千变万化，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思虑周密，妥善应对，无非就是致良知，以求心安理得。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都是说君子固守本分，忠实履职，不谋求力所不能及的事，如果勉强去做自己的才知办不到的事，那就不是致良知。遵循孟子所言，“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都是为了致良知。
宁可把事情放一放，也要存养良知，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先起了功利之心，计算成败利害关系，根据好恶进行取舍，这是将搁置当作一事，把存养当成另一件事。这是重视心性而忽视事上练，就是孟子批评告子的“义外”、“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这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理得的做法。
所谓强打精神把事情做完，结果筋疲力尽，所谓情势紧急，但精力不济的矛盾，都是把格物和致知看成了两件事，才会出现这种困境。
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诚，不能精一就是伪。以上种种都是致良知的志意不够真诚真切造成的。《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何曾见过“恶恶臭、好好色”需要强打精神才能做到的？何曾见过惟精惟一的人做完事就筋疲力尽的？何曾见过他们限于情势和精力冲突的困境中的？由此就可以发现病根在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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