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苹果

电影《钢的琴》海报

01 一个辉煌时代的逝去

《钢的琴》开头有一场葬礼的戏很值得玩味：

阴沉的天，细雨迷蒙，一群样貌颓丧的中年乐手身上套着黑色塑料袋，站在雨中演奏音乐。镜头缓缓左移，打着雨伞、穿着演出服的淑娴（秦海璐 饰）出现在画面里，她正深情投入地演唱着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曲调哀伤。

王千源 饰 陈桂林

接着镜头切到中景，我们看到，淑娴和小乐队只占据画面下三分之一的位置，画面上三分之二的位置被工厂巨大的烟囱所占据，滚滚白烟遮蔽了天空。人的渺小与烟囱的巨大形成鲜明对比，小乐队背后的断壁颓垣和恣意生长的荒草透露出一股破败气息。

秦海璐 饰 淑娴

再接着，雇主喊停了小乐队，乐队「导演」陈桂林（王千源 饰）问怎么了，雇主说：「这曲子听着太痛苦了……老人听着这曲子步伐得多沉重啊。」淑娴抢话：「知道了，叫老人加快步伐吧。」陈桂林问淑娴：「走那么快去哪儿啊？」淑娴搪塞：「你管他去哪儿呢。」于是，陈桂林又指挥着小乐队开始演奏《步步高》。喜庆激昂的音乐与老人的丧棚、孝子们的哭声相映成趣，呈现出一丝荒诞意味，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这场戏好在哪里？

首先，它为全片奠定了哀而不伤的悲喜剧基调。

《钢的琴》的故事内核是悲伤的，人物的生活状态是惨淡的，但导演张猛并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希望《钢的琴》是一部「哀而不伤，含泪带笑」的喜剧，所以他会让小乐队在葬礼上不合时宜地奏起《步步高》，让杂耍艺人在写着「沉痛悼念母亲」的丧棚前表演着「喷火」「酒瓶开脑袋」的把戏。这是一种比纯粹悲剧或纯粹喜剧都更加高级、更加震撼人心的艺术手法。

其次，它清晰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定人群惘然无措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面对惨淡生活时苦中作乐的姿态。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导演张猛并没有明确写出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份，但从影片的诸多信息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是一个激变的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使那些曾经守着「铁饭碗」的技术工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们被迫集体下岗。被「吐出工厂」的他们仿佛时代的弃儿，空有一技之长却无用武之地，只能从事卑微的工作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

张猛称这些工人们为「失落的阶级」：「一个集体，突然社会变革了，变成了一个个体，但是他们心里都不想失去原来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从集体变成个体，从有人管变成无人管，他们内心的失落与茫然可想而知。陈桂林的那句台词正道出了他们那种复杂的心态：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但生活总要继续，于是，懂点儿音乐的陈桂林和淑娴组了个小乐队，在别人的白事上奏起了喜歌。这个情节安排既辛辣讽刺，又包含怜悯——悲剧的现实却只能以喜剧的形式上演。

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逝去，但失落的阶级没有沉沦，他们饱含尊严与热忱，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与告别。

02 拒绝悲情的失落阶级

影片一上来，前妻小菊（张申英 饰）就给陈桂林出了道难题：她要把女儿小元带走。陈桂林的回应也很坚决：小元必须留在自己身边。而女儿小元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很有意思：谁能给我钢琴我就跟谁走。

张申英 饰 小菊

从财力上来说，陈桂林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铁饭碗」，他和情人淑娴组建了一支小乐队，四处帮别人出演红白事和促销推广，光靠演出所赚取的微薄收入很难买得起一架钢琴。而前妻小菊傍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衣着光鲜，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

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陈桂林没有能力把小元留在身边。

但陈桂林不服输。女儿没有钢琴弹，他就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给女儿做了一个不会发声的木头「钢琴」。

陈桂林自制的木头「钢琴」

但总弹这样的假钢琴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去找原来的工友们借钱。可曾经的工友们现在都已经沦为贩夫走卒，过得像他一样惨淡，哪里还有钱借给他？

这里，张猛不仅借陈桂林的视角全面展示了「失落的阶级」如今的生存面貌，也写出了陈桂林的可爱之处：工友大刘成了一个杀猪卖猪肉的，陈桂林却捧他是一个有产业的人，「日进斗金」——这显然是一种违心的夸大，但陈桂林说出来却理直气壮。结果钱没借到，还买了大刘一块猪肉。

陈桂林带着猪肉去见二姐夫，从二姐口中得知，二姐夫没了工作，因为矮不下面子，迟迟没有出去打工挣钱，只能靠二姐一个人经营着理发店苦苦支撑。二姐夫代表着「失落的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弃，却宁愿饿死也不肯放下昔日工人阶级的荣光与自尊。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次，陈桂林不仅没借到钱，猪肉还被人偷走了。

陈桂林想到的第三个人是胖头。无所事事的胖头混迹于牌桌，因偷牌被发现而被人追着要钱。胖头爬上了一座塔，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讲义气的陈桂林为了帮胖头解围，自掏腰包替胖头还了钱，但胖头偏偏不领他的情。

最后，只有淑娴把钱借给了陈桂林，但男人的尊严让他坚决不能花淑娴的钱。

借钱这条路行不通，陈桂林又想到了偷钢琴。他伙同工友们一起，借着酒劲去学校偷钢琴，偷到一半被保安发现，送进了派出所。

偷钢琴被发现

关了一夜后，垂头丧气的他们没有等来处罚，反而被释放了，民警跟他们说：「有人保你们」。这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社会现象：托关系走后门。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乃至现在，中国是「人情社会」的本质从未改变，办事不按套路出牌，走后门往往比走前门更容易。

愈挫愈勇的陈桂林又想到了一个新办法：造一架钢琴。故事从这里开始，便由个体的挣扎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抗争。

造钢琴需要图纸，于是，陈桂林想到了昔日钢厂的留苏工程师汪工（王早来 饰）。

相比大刘、胖头他们，汪工是「失落的阶级」中一个另类的存在，用淑娴的话说就是：「他穿衣服都跟你们不一样，喜欢穿一个米色的风衣，还戴一个前进帽，虽然皮鞋老擦不干净，但是走起路来，特别儒雅。」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形象。

陈桂林拎着从鱼塘里炸来的鱼去见汪工，汪工正研究着如何不让铸造厂的两根烟囱被炸掉，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容易被书本禁锢住，有时候看事情反倒不如陈桂林这样挣扎在市井之中的人要灵活透彻：「你要是想叫这两根烟囱不被炸，你就得叫人看到这不是两根烟囱，这是两根金条……你有价值，它就不能被炸。」

王早来 饰 汪工

在影片后段我们看到，汪工采纳了陈桂林的建议。他把过去的工人们聚集到破败的钢厂，站在「烟囱改造构想图」前，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又略带伤感的演讲：「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他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他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汪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但是如果仔细看汪工画的「烟囱改造构想图」，会发现导演张猛在这里穿插的小幽默：汪工的构想方案是把两根巨大的烟囱改造成两只长颈鹿、两支「长征一号」火箭、一个蹦极装置或者在上面绑上2000只气球……这些想法都带有浓浓的稚气，与汪工的言之凿凿相对照，造成一种可爱的滑稽感。

「烟囱改造构想图」

但台下的工人们没有笑，他们都听得非常认真，眼神里含着光。

其实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经济要发展，这两根代表着旧时代辉煌的烟囱就必须要炸掉，这个既定的事实谁都无力改变，汪工和他们所做的不过一场虚幻，一场徒劳。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想「试着做点什么」。时代变革的齿轮无情地将他们碾过，他们皆以拒绝悲情的姿态，捍卫着旧日的尊严。

于是，汪工的故事与陈桂林的故事形成了奇特的互文。

在造钢琴的过程中，淑娴曾一针见血地跟陈桂林点破真相：「今天这钢琴你就是做成了，小元你也留不住。」其实陈桂林心里早就知道，他只是不愿意这么轻易地把女儿送出去，「总要试着做点什么」。

最后钢琴做成了，小元还是跟了前妻，但陈桂林和工友们心里已经不再有任何不甘了。这不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而是一种勇敢地告别，他们通过劳动找到快乐，找回尊严，然后坦然地向自己久放不下的心结告别。

一如汪工，最后站在山坡上，淡然地看着两根烟囱在他的面前轰然倒塌。

烟囱轰然倒塌

尽管视角不同，但张猛讲述的其实是同一种精神。

季哥（罗二羊 饰）是「失落的阶级」中另一类人的代表，他们以前也是工人，被迫离开体制后在社会上搞出了点名堂，混成了「黑社会」。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黑社会，顶多算「混混」。

季哥一出场，就为影片增加了黑帮片的气质：他梳着锃亮的油头，身披大风衣，翘着二郎腿，看管着眼前的工人们干活，身旁还趴着一只大狼狗，一副潇洒的黑道大哥气派。

罗二羊 饰 季哥

导演通过一场戏就构建起了季哥的形象：工厂外，两个地盘的工人因为抢一块废铁打了起来，季哥前去主持公道。他没有上来就教训对方，而是先指责了自己的工人一顿：「就为这块废铁，值吗？一块废铁值多少钱啊？要是把人给废了，你挖再多的废铁有啥用啊？」然后，季哥把那块废铁让给了对方，不过对方要自己承担医药费。

我们看到，季哥虽然外表看起来凶神恶煞，但他并不是一个盲目诉诸武力的「混混」，在一些事情上很明事理，看得很透，而且季哥很仗义，陈桂林提出借场地浇铸钢板的请求后，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但在影片后段，胖头的女儿被小青年搞怀孕，工友们倾巢出动去找小青年算账时，季哥却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这一段在视听上导演给的气势很足，香港黑帮片的暴力感呼之欲出。

在去找小青年算账的途中，导演给了三个远景，都是固定镜头：工人们杀气腾腾，骑着摩托车在镜头前快速驶过，并伴以激烈的摇滚乐，营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都在期待着一场搏斗。

没想到，张猛又给我们玩了一个黑色幽默：小青年不仅没有被揍，反而跟胖头的女儿结婚了。但我们可以猜想，胖头女儿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那个萧条年代工人区青少年生活的冰山一角。

最后，警察因为季哥经济犯罪要带他走，季哥没有着急跟他们走，而是坚持要把答应帮陈桂林做的活干完，警察们也不着急，静静地等他做完手头的活。季哥炼完那块钢板后，走到陈桂林面前，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的活完了。」

接着，季哥和两名警察在众人的注目下，如「一去不复返」的壮士一般，消失在一片空明之中。

季哥和胖头的故事虽然杂生于陈桂林的主线故事之畔，却为我们生动刻画了一幅「失落的阶级」彼此之间情深义重的感人画面。

回到陈桂林这个人物身上。

陈桂林不仅仅是「失落的阶级」的代表，更是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所以，性子刚烈的他在面对小元的钢琴老师时，也会低声下气，阿谀奉承；

在母亲小菊缺位的情况下，他既当爹又当妈，白天在钢厂为女儿铸造钢琴，晚上回家还要给女儿织毛衣；

看到女儿被小菊拉拢，气急败坏的他砸毁了为女儿打造的「假钢琴」，并把女儿轰出家门，但当女儿又站在他面前时，他还是会心疼地抱过女儿的衣服和书包。

所幸，张猛没有被「符号」和「隐喻」冲昏头脑，他写出了陈桂林这个人物的厚度。

自前作《耳朵大有福》开始，张猛的叙事重心一直没有离开过底层人民，而他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一点在王抗美（田雨 饰）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当初他听说陈桂林要借钱，吓得躲到了乡下去，现在得知陈桂林要造钢琴，无一技之长的他又来主动请缨，在被淑娴一顿揶揄后，他酸溜溜地说道：「我当年我是不愿意干，我当年要干了，现在啥不是我的。」若干年前，王抗美们的身上曾经有那股力量，但今天已经被磨灭了，他们心中最大的伤痛已经消逝，他们安于今天的世界。

田雨 饰 王抗美

这是他们最可怕的，也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

03 独树一帜的作者风格

《钢的琴》的内核是一个悲剧，但导演张猛把它演绎得恣意丰盈，情趣盎然，并在其中注入了强烈的作者风格，其功力可见一斑。

《钢的琴》导演 张猛

首先，张猛在《钢的琴》中运用了大量水平位移镜头（人物从画面左入右出，或者相反），并辅以少量垂直纵深镜头，形成了一种「十字交叉」式的镜头调度模式。

例如陈桂林和淑娴吃饭的一场戏：醉醺醺的陈桂林向淑娴吐露心中积怨：「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啊，陈桂林，就是希望我能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结果没甲了，弄夹生了……」在这场戏中，镜头不紧不慢地从右向左平移，陈桂林、淑娴二人自画面左侧入画，又从画面右侧出画。

再如陈桂林与小菊交谈的一场戏：陈桂林与小菊并列而站，目光都看向前方。镜头一开始以固定机位俯拍二人，随着二人交流的展开，镜头缓慢俯冲，并径直向前推进。我们看到陈桂林和小菊二人离镜头越来越近，直至出画，但二人争吵的声音仍在继续，不过画面中只剩下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

此类运镜在《钢的琴》中俯拾皆是。

这种相对单一的运镜模式似乎是犯了电影拍摄之大忌，因为电影拍摄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都是如何在二维平面中营造出三维立体效果，但镜头的单方向平移所带来只能是电影空间的扁平化。

与此同时，相对单一的运镜模式还凸显了摄影机的存在。除非是要追求特殊的艺术效果，一般来说，故事片的拍摄都是要尽量伪装人眼观察事物的方式，采用多种镜头运动方式（推、拉、摇、移、跟等）来隐藏摄影机的存在。但张猛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做的结果是营造出了间离效果，电影的生活感让位于舞台戏剧感，我们仿佛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观赏一出精心编排过的舞台剧，虽然也会对人物的遭遇产生共情，但却对这种情感的投入更加审慎。

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对称构图，最为标志性的就是陈桂林和小菊站在一座破房子前，讨论女儿抚养权的问题。夫妻二人一左一右，形同陌路，两人背后房子的屋顶上也伸出一左一右两片「飞翼」，只不过陈桂林背后的飞翼已经破败不堪，但小菊背后的飞翼依然完好无损。导演以飞翼的残缺程度比喻夫妻二人的生活现状——陈桂林已经无法再为女儿遮风挡雨了。

张猛的对称式构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导演韦斯·安德森，二人都喜欢用规整的构图来拍摄已经混乱失序的生活，这背后所表达的，是对于「秩序」的呼唤与追思。

韦斯·安德森作品中的对称构图

其次，张猛还在故事行进过程中穿插了多个超现实主义段落，比如陈桂林在偷琴失败被抓后，紧接着就是一场陈桂林「夜雪弹琴」的戏：漫天鹅毛大雪覆盖了钢琴，一束清冷的聚光灯打下来，陈桂林抽着烟坐在钢琴旁，弹起了一首哀婉悠扬的《致爱丽丝》。

夜雪弹琴

再如工人们集体造钢琴那一段，乐队协奏、红裙热舞的画面与工人们在车间造钢琴的火热场面彼此交织，在视觉上形成高潮，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在工厂红裙热舞

其实，歌舞元素的加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导演张猛童年的真实经历：「这些整日里与钢铁为伍干着粗活的糙爷们，个个能吹拉弹唱，骨子里尽是柔情，站在车间里，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张口就唱，这本身就是一副现实与荒诞迷人结合的画。」

这些超现实段落的插入使故事游走在悲伤/喜悦、现实/荒诞之间，尽管故事最后落点是悲伤的现实——工人下岗、妻离子散，也并不妨碍顽强的他们拒绝悲情、苦中作乐，这也正是导演张猛所一以贯之的创作态度。

由此，我们也理解了导演张猛为何要运用「反电影」化的镜头语言来叙事，这是一种对影片沉重现实基调的戏谑与拆解。

结语 一个时代最终落幕了

最后，陈桂林造出了钢琴，却还是没有留住女儿；汪工画出了「烟囱改造构想图」，两根烟囱还是在他的面前轰然倒塌；陈桂林的父亲去世了，季哥被送进了监狱，胖头的女婿扔下母女俩不负责任地跑掉……《钢的琴》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任何希望，一切的情节都走向了崩溃与消亡，仿佛大声地向世界宣告：「一个时代落幕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钢的琴》似乎又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希望，因为每个人在告别了旧时代后，都张开双臂准备好迎接全新的生活：为女儿所羁绊的陈桂林终于娶了淑娴；游手好闲的胖头因为外孙女的到来开始变得忙碌；季哥不再干非法的勾当……

这似乎才是导演张猛希望我们看到的。一个时代总会逝去，心怀历史伤痛的我们缅怀过，挣扎过，但在热烈地告别后，所迎来的将会是一个宽阔的未来。正如淑娴在影片中所唱：「我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