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更容易紧张和受伤。
作为一个情绪易感的人，你很可能是一个深刻的思考者，一个凭直觉感受事物的人，也是一个出色的观察者。你容易受到存在性抑郁与焦虑的困扰，但同时你也理解美与喜悦。当受到艺术或音乐的触动时，你的心中会涌起一阵阵欣快和狂喜。作为一名天生的共情者，你很有天赋；然而社交中无处不在的隐微曲折和他人的心理能量却始终使你不知所措。
情感敏锐度是一种脑源性的先天特质——脑部差异会使一些人的情绪感受机制与常人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与支持，拥有与其他人“不同步（out of sync）”的心理运行机制会带来许多耻辱的早期经验。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幸生在理解与尊重神经多样性的家庭。如果父母、老师或同龄人对我们的特质感到不耐烦或进行挑剔，我们自然会以为自己有错。我们相信无法融入意味着自己身上有缺陷。所以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苦心孤诣地学习，拼尽全力压制内在的声音，以求我们能融入环境。
在我们小的时候，归属感意味着取悦父母以避免被抛弃。由于需要依靠他们才能生存，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可能被拒绝的风险都让我们感到害怕。为了不制造冲突，我们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愤怒和挫败，并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需求。
在青少年时期，归属感意味着使自己适应环境。我们想尽办法使自己被群体接纳，避免被霸凌、嘲笑和拒绝。我们小小年纪就了解到了被排挤的可怕。
成年之后，我们在人世间寻找归属感，竭尽全力建立起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自我形象。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受了多少文化上的“应该”，在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投入了多少心力：比如大企业的offer、貌似光鲜的亲密关系和广受认可的“外向”性格，为了得到爱，我们效仿兄弟姐妹和同龄人，努力获取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与认可。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鱼无法看见水，因为它身处水中。我们无法识别自己已经被内化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深陷其中。
我们的表面形象一开始是用来帮助年幼弱小的自己存活于世的手段，然而不知为何，在那之后它仍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了我们唯一了解的样子。虽然真我和假我之间的冲突并不只限于情感强烈的人，但回归本真对天生的格格不入者来说，通常是一条更为困难的道路。 由于无法摆脱受到排挤的威胁，我们花费一生构建起一个能让我们在“正常”这一项上“通过测试”的外在形象。
我们变得高度警觉与谨慎，竭力识别出最细微的负面社交信号，据此修正自己的行为。
由于我们的活力与兴奋被报以困惑或是视而不见的目光，我们意识到分享自己的感受只会让我们更加孤独。
我们的成就一旦突显出来就会被打压；因此我们学会了绝不力争上游。
机遇变成了威胁，我们在别人毁灭我们之前就开始自我破坏。
我们以为做小伏低就能保护自己，但压抑灵魂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我们变得抑郁，因为我们否认了自己灵魂的真相。
我们感到空虚麻木，因为我们的灵魂不在其位。
我们就像努力驯化自己的野生动物，牺牲自己天然的活力来换取观众的认可。
离开我们已经投入甚多的熟悉的身份认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总有一天警钟将会敲响。有时，生活会非常“帮忙地”给我们送来一次危机，迫使我们面对自身的真相。接着，我们意识到依存别人——配偶，父母，朋友，社会——的投射和愿望而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命太短暂了，不能再有哪怕一天的内在死亡。当转折点到来时，我们首先会陷入一次存在性危机。
心理学领域一直被定量科学和精神病学所主导，存在性的痛苦经历也一直被医学化，而非被分析、重视和理解。抑郁的精神起源和意义很少被提及，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历史上人们的经历，就会发现关于抑郁的详尽记载。
真我、假我：温尼科特
“真我（true self）”和“假我（false self）”的概念首先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D.W. Winnicott）在1960年提出。温尼科特用“真我”来形容一种建立在本真经验与活着的感觉上的自我感受——类似于我们孩童时期在信任的人身边感到安全，并能够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状态。“假我”则是防御性的外在形象，我们将其发展出来以满足父母的社会需求或人际需求。
对假我的过度投入会导致身心疾病。当我们的外在自我屈从于主流文化中的种种规则，内在自我就会发生偏折。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个问题，潜在的反抗心理就会浮现，最后爆发出来。这就是我们无视理性思维、违反自身意愿而“表现出（act out）”自我破坏或毁灭性行为的原因。
我们的灵魂总是与我们真实、本真、强烈和敏感的真我相一致，当我们在自己的盔甲中劳累过度，灵魂会将我们唤醒——有时甚至是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用激烈的方式唤醒我们。
然而，在我们的真我重生之前，建立在自我之上的假我将会迎来痛苦的“死亡”。神秘主义者称这个阶段为“灵魂的暗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我们常常会在重大的生活变故后经历一段低谷期，比如换工作、移民、离婚、失去亲人、遭受重病。虽然灵魂的暗夜看起来可能像是一道诅咒，但它其实是一件幸事。这个阶段的生活能帮我们进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寻找真我，发现自己的使命，与灵魂重新连接。
《最后一周》剧照
自性化：卡尔·荣格
真实性是荣格一生成就中的重要部分。他将成熟的人格定义为“存在者内在特质的最大实现”[C.G. Jung，《人格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1954]。
我们用前半生致力于建立自我同一性。为了在这个世上生存，我们以内在的真实为代价，接受了一个人格面具。为了融入环境，我们压抑自己的愤怒、意见和心声，也压制了喜悦和创造力。接着，到了某个时刻，这种做法再也行不通了，我们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为了让周围人舒服而活在谎言中。
当情绪敏感的人“厌倦了正常化”[《心理治疗的目标(The Aims of Psychotherapy)》，Jung，1954]，无法再隐瞒关于自己的真相——荣格将此视为一种心理健康的表现。荣格发现，在人生的中途[对”老灵魂们(old souls)”来说可能是25岁左右到接近60岁的任何一个阶段]，人们常常饱受焦虑与抑郁的困扰，因为他们远远偏离了自己的真实本性。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进入了一个混乱的“边缘空间（liminal space）”——一个我们焦虑地漂浮在“中间（in-between）”地带的空间。正如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hr）所说：
“……这就是当你放弃了行之有效的做法，但还无法用其它方法取代它的时候。这就是当你卡在旧的舒适区和任何可能的新答案之间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熟知如何容忍焦虑、如何接受生活的模糊性、如何托付信任与等待，你会逃离……做任何事情来逃离这种可怕的未知的模糊不清。”
内心的混乱是我们在经历转变时的一种仪式。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必须经历这些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最终在世上留下他们独特的印记。荣格从一次痛苦的个人经历中发展出他的自性化（Individualization）理论：作为瑞士归正会的一名牧师之子，他在生命早期就发现，自己无法认同从小成长于其中的正统新教信仰，进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荣格在之后的人生中再一次自立门户，他公开反对自己的长期好友兼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鉴于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地位，荣格的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没有他与弗洛伊德的毅然决裂，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荣格。
虽然转变的第一步非常不易，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复杂感受，包括恐惧、愧疚和取悦我们在乎的人的冲动，但这种努力仍然是十分值得的，并且最终将导致我们与所爱的人达成更深的亲密。马克·尼波(Mark Nepo）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我们为了减轻别人的恐惧，不再剥离自己已经死去的部分，我们就是不完整的。当我们为了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不再显露自己最敏感的部分，我们就远离了真实。当我们为了安抚我们所爱的人的无知，而保留自己已经放弃的事物，我们就失去了通向永恒的途径。”
本真：存在主义哲学
除了心理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是最了解特立独行之价值的群体之一。许多存在主义者，比如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使用“大众（masses）”，尼采使用 “畜群道德（herd moralities）”，舍勒使用“人群（crowd）”、“群氓（horde）”等术语来形容仅仅是“随波逐流（does what others do）”的生活方式。
克尔凯郭尔认为，当被传承的，或借用来的世界观（通常是集体性的）被证明是不合适与不真实的，焦虑与存在性绝望就会出现。尼采认为，所谓的“上帝之死（Death of God）”——对宗教与传统道德的共同信仰的丧失——给具有哲学意识的人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存在性危机。
与人群保持距离是有代价的；哲学家认为，在自由之后，我们首先会感受到焦虑。跳出局外之后，作为一个孤立的人便看破了假象，无法再用外界的定义（妻子、儿子、去教堂的人、公司职员）来定义自己，这会挑战一个人去成为他自己本身。不可避免地，我们感受到自己存在主义决定的分量——拥有选择自己立足何处与如何立足的自由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
尽管艰难，在缺乏社会认可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正解（true solution）”。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声称的，对社会角色与教条的依赖会阻止一个人采取“真正的行动（real action）”。唯一真实的自由来自于能够承担选择自己信仰、价值观与决定的重任。
尊重存在性痛苦
有许多理论与哲学思想将内在的混乱视为坚定的格格不入者所必经的仪式，以上远非这些理论思想的详尽清单。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中，还有许多其它的例子。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邀请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情绪危机，并学会尊重自己的存在性痛苦。这趟旅程虽然十分危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在这趟存在主义黑暗之旅结束之际，你将与生活、与你自己、以及与你生命中的人达到一个新的亲密程度。通过了解自己并非只能致力于表面形象，而且还能投入生活提供的每一种可能，你会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特立独行，即拒绝向流俗低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也是公益事业的一种形式。如果你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你不仅是在捍卫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也是在为所有在你之后的格格不入者树立可靠的榜样。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举动，因为你并非是为了受人喜欢才这样做，并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神经质的对被喜欢的需要，或者神经质的对被讨厌的恐惧。当你从这些恐惧中脱离出来时，你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天赋。
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文章《论个体性：作为幸福的要素之一（Of Individuality, 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中，对此做了充分的总结：“在人格力量洋溢之处，怪癖总是数不胜数；一个社会中反常之处的多少通常与它所包含的天赋才能、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成正比。”
毫无歉意地坦诚做自己，不仅对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也具有超越个人的重大意义。
补充阅读：
1. 科胡特. (2016).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訾非 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Lo, I.(2019, Jun 09). Existential Crisis: Coming Home to Ourselves. Psycholog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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