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我的青葱岁月
1.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随着光阴悄悄漫过的脚步，我不觉从初中毕业回乡青涩的十六岁少女已长成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
青春不再，年华向晚，在那个时候的农村，这样的年纪如果还没结婚，再过去就算是高龄剩女了，可我又不甘心随随便便听天由命，草草了事，从此被囿在乡下。
实际上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年轻人看上我，即使有一两个人，我又看不上眼。
有一个邻近乡村的小学同学，复退军人，只因在街上遇到他寒暄几句，回去后胡编滥造说我早就跟他有联系，没几天就托媒婆来提亲，这样没有担当的男人能接受吗？我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喜欢他；
还有一个说是在六都坂东街补牙的，那年代把拔牙镶牙的叫做“补牙师傅”，不叫医生。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没有现在的好，三餐粗饭淡菜，可人们似乎牙齿都很好，很少有人要拔牙镶牙。
而且那时候的牙医好像不会做那种雪白的烤瓷牙，都只会做镶金带银的牙套套，很是俗气，不像现在这么风光，香馍馍的一个职业。
不管怎样，这两个人对于“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的我来说，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因此，人们说我高不成低不就。
哥哥大我四岁，我们俩都到了婚嫁大龄青年，母亲口上不说，心里可焦虑得很。
幸运的是，只有小学毕业当农民，皮肤黝黑长得高大的哥，自学成才，会吟诗作对赋词写一笔好字和好文章，博得了同乡一个年轻漂亮又勤劳能干的女子的青睐，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水到渠成，喜结良缘。
嫂子不但人长得好看，而且还是66届初中毕业生，知书达理，比我小三岁，也是我的好闺蜜。不怕说出来被人笑，那时嫂子还帮我这个很不擅于打扮、不修边幅的“大小姑”梳过头扎过辫子哩。
不久侄女儿呱呱坠地。母亲肩上的沉重包袱总算放下了大半。辛苦大半辈子的母亲忧郁的脸上终于有了微笑。
48岁的母亲与两岁的侄女儿在一块，聪明可爱的小妞后来成了北大的一名高材生。
哥的婚事解决了，母亲的精神负担是减轻了不少，可接踵而来被摆上日事议题的我的婚嫁，又如同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得她时时喘气。
善解人意的她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是个脾气执拗，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女孩，因此没有对着我的面提及，背后却是悄悄地托人四处打听消息。可怜天下父母心。
而我却时时刻刻总想着有朝一日能“鲤鱼跳龙门”，迈出已呆腻的那方故土和那间沉闷的老屋，去改变我那故步自封庸庸碌碌的生活，去抉择自己所要的命运。
2.碌碌无为，无所事事
1970年6月，中央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即所谓手茧越厚越好。
只要初中毕业家庭出身好的上山下乡（包括回乡）知青、工人都可推荐上大学。像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子女就是表现再好也无人问津。
“父英雄儿好汉，父反动儿混蛋”成了当时评判青年的标签。因而我成了一名游手好闲，隔岸观火的“逍遥派”，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求生存，没有资格参加革命运动，没人推荐上大学，没有小学校请教书。
最难熬的是没有书看。穷乡僻埌的家乡没有新华书店，没有图书馆，加上批判封资修，除了毛主席语录，其它的书一概都没有，在乡下就是想借一本高中的课本也是凤毛麟角，我的心情郁闷到极点。
其实在那喧嚣甚上的革命热潮中，没人上门找麻烦也算是好事一桩，就像漩涡边上的一隅边远地带，很是宁静。可这样的宁静让我感到窒息，感到彷徨。因为时间不等人呀，再这样碌碌无为地过下去就成了没人要的老姑娘了。我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滩死水，微澜不惊，可实际上心中却像是有十五只吊桶在七上八下，闹腾得很。
一次，一位当时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头头兼家乡生产大队长倒是同意我去中心小学教书，前提是要负责学校的文娱活动。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一个初中毕业生能有几斤几两，又没见过大世面，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且家乡是公社所在地，文化的中心，要是自己一时心切夸下海口担此大任，到时排不出节目做不出成绩来被人辞退，岂不更加尴尬？
要知道这是在文革期间哩，一言一行都得处处小心，何况自己是灰色地带的人，要是一不小心惹火上身怎么办？胆小怕事的我瞻前顾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忍痛割爱，推辞不干。从而失去了来之不易的一次教书机会。刚刚冒出来的一星点希望的火苗顷刻就熄灭了。
那时有一段时间出门探亲都要到大队部去请假，哪像现在这么自由，爱上哪打工就上哪。再说那时也没有工可打，谁家敢请保姆清洁工？那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挨批斗的。
在那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最后在郁郁寡欢中跟识文断字又古道热肠的邻居“十七嫂”学裁缝，跟粗略知道刺绣道道的母亲学绣花。
虽然几十年过去，可那翠绿的虚心竹子低头叶、翩翩起舞的金黄色小蜜蜂、铁虬银枝凌寒独自开放的红梅花，虽然已被洗白褪色，可在当年无师自通学画画的弟弟指导下，那浓淡相宜的丝线色彩搭配，仍可窥视一斑。（这梅竹图为朋友叔叔原省闽剧实验剧团舞美设计刘子崇先生所画）
我的手绣枕套
我看说明书摸索着还学会了缝纫机绣。这是针脚比较平实的机绣崭新小枕头，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
在那时间大把大把的富足日子里，我曾饶有兴致地跟弟弟一起当了回生意人。他找朋友学剖竹篾，画“三忠于”，画葵花，我裁剪心❤形纸样，煮糨糊，两人配合默契，粘好纸扇一同拿到十里外的六都湖头街集市上出售，蹲在马路边羞涩地小声吆喝着“买纸扇了，大家快来买纸扇！”
因为乡下那种坐月子的女人都能用的不容易得伤风感冒的蒲叶扇子很多，很招人们的喜爱，所以我们的纸扇不是很吃香，看的人不少，买的人却不多。可我们姐弟俩一点也不感到失望，权当一项有趣的手工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那运动期间的农闲时节，我白天心不在焉地在千针万线的穿梭中，在哒哒哒的缝纫机声里消磨着时光，虽然也曾为邻居亲朋戚友做过衣裤围兜枕套之类，可那不是我的最爱，不是我最终的理想目标，它们只是我过度时期的权宜之计，所以平时经常心神不定，因此手艺也不精；
朦朦胧胧的暮色时分经常坐在家门口走廊上自娱自乐，拔锯样咿咿呀呀地学拉二胡；跟弟弟一起听隔壁老复员军人传叔讲他当年当侦察兵时许多战斗故事；
夏夜，躺在露天下的木板床上乘凉，仰望着蓝天，反反复复，一颗一颗地数着闪闪的星星，抑或两眼茫然地追寻着寂寥的苍穹中弯弯的月亮在云朵里慢慢地穿行……就跟捉迷藏似的一会儿见，一会儿不见；
夜半深更，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地盘算着无论如何不能在家坐以待毙，要想方设法走出家门，去寻找工作寻找新生活，并无声地反复诘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可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
多少个夜晚在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中打捞着过时的纯真岁月与美好的童趣，聊以自慰，打发那难捱的漫漫长夜。
夜夜如此睡不好觉，我的精神状态愈发地萎靡不振，憔悴不堪。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绝大部分的年轻人渡过的是一场呼啸而过的激情岁月，而我过的却是一场缓缓爬坡的蜗牛式的平淡无奇、味同爵蜡的青春。爬就慢慢爬吧，反正人生一辈子还有那么长久的日子，怕什么？
可时间不等人呀，眼看着年纪一年年增高，“日子碌碌过，没有媒人到侬厝”。难道真的要“搭厝脊”（意指女孩嫁不出去）吗？那是要被人看不起被人耻笑的，我该怎么办？没人能帮我，即使有他们也是爱莫能助，无可奈何。
3. 希望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春节里的一天晚上，我正一个人很无聊地在公社门口的场地上溜达，一位熟知我家庭情况的小学林老师告诉我县上有一个统战部，专管海外华侨方面的人与事，建议我去找它兴许有所帮助。
在乡下消息很闭塞的我听了喜出望外，第二天到处打听，知道一个姓黄的干部在统战部工作，春节期间是在离我家乡四十几里路的二都岳母家。
大年初二早上，我顾不上寒冷与过节，迫不及待地坐上汽车就去找他。以前车子没有现在这么多，买票要排成一条长龙，车厢里乘客拥挤不堪，到了二都车站，我就扒着车窗口跳下去，噗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顾不上疼拍拍屁股就走人。
一路询问才找到老黄同志岳母的家。他专注地听了我的诉说，就叫我过几天上班时去县统战部找他。
县城离我家有六十多里地，无亲无戚，人生地不熟。我第一次去县城还是读小学六年级时去参加全县小学生朗读比赛，住在干部招待所。看到街道上从没见过的“会春照相馆”那一排三层楼房，少见多怪的我侧着头仰望，不禁发出一声赞叹:“哇，县城的楼房真高呀！”
这一次上县城却是时隔十年。那是农历正月初七，我穿着一件那时很流行的褐色条纹灯芯绒外套，肩挎一个阔口的花布包。
我如约在县委大楼找到老黄。老黄马上就带我去见分管统战工作的陈裕国副县长，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南下老干部。他听了老黄对我的简略介绍，立马就叫坐在一边找他有事商谈长得高高瘦瘦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教育局张干事，给我一份上大专院校的推荐表。
我热血沸腾，希望的火苗再一次在胸腔突地蹿上来，扑扑扑地跳动着；满心欢喜地填完表格交给教育局就傻乎乎地回家等消息。
时间跑得飞快，我掐指数着一天天的日子，一晃半个月多过去。眼看一些人都上学去了，我左等右等都没有消息，就又跑到县教育局找张干事，一问才知道我的事已经泡汤了。
他摇摇头说县上召开招生会议时有人提出你是特殊情况，应该放在后面另行讨论，便把你的表格剔出来放在一边。
会上，来自各个公社分管教育的每个干部，都竭尽全力为自己公社所推荐的人选争取名额，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辩护为你争取，我呢又不是管统战的，也不好说话。结果各个公社一汇总，名额已经满员了，你只好靠边站了。我当时也没办法通知到你，现在已时过境迁，无能为力了。明年，明年再争取吧。张干事很无奈地摊着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原先我们就素不相识，因为陈副县长叫他拿表格给我填才打上了交道。
满腔热血一瓢冷水浇下来，我一脸沮丧。一次难得的上大学读书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我的路在何方？我该怎么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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