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毓生认为是与鲁迅并称的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以天下为己任、放着北大教授不做而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儒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革命文人。
能与这三者相配的，唯有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近代中国寻求突破，为民族独立、中华复兴积极探索。然而，与跻身政界的陈独秀不同，与殒命敌手的瞿秋白有异，梁漱溟不赞成通过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正如鲁迅口中一直所痛斥的“国人麻木”，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近代中国全盘西化所带来的国民愚钝，“未见到何等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从1928年起，梁漱溟先后在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乡治”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著书讲学，入世济人，梁漱溟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把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乡治”，就是梁漱溟独有的革命。
“吾辈不出，如苍生何？”在近代这样纷争并起的乱世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文人的革命情怀，在梁漱溟先生贞高的品性与独特的行动中，以别样的方式出色地呈现。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包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的行径感到心焚眉燃。为联合中间势力，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3年，梁先生极为不满地指责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1946年，梁先生出任民盟秘书长，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为“乡治”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却仍未实现这个宿愿，才“醒悟”到自己走的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
文人，大抵是避讳流血革命的。一直以来，梁先生“以天下为己任”，以文化教育救国，他可能早已预见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革命”不会实现，但依旧反对着暴力革命，反对着残酷的牺牲。“在梁漱溟身上看到了甘地。”马歇尔如是评道。
中国的文化不仅仅可以救国革命，还能使中国富强，走向世界。梁漱溟先生如此认定，也终生行之。
文/ 籍新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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