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本斯--路易十四--洛克
绝大多数历史人物都像历史长河中的鱼；有人是大鱼，能掀起大浪，有人是小鱼，只能搅起几朵小浪花；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关注大鱼小鱼的表演。不管大鱼小鱼在河面上折腾得多么热闹，甚至有时候逆流而上，然而，历史的河流不会被鱼左右。河流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被河床的地质结构，水量的大小和流速等“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因此，有一派历史学家“不主张关注大历史中的特殊人物、偶然事件，而是关注和考察更持久地发挥作用的哪些结构性因素”，即不考察历史河流表面的波涛和泡沫，而考察其更深层的暗流和河床。这是很智慧的洞见。
只不过，偶尔也有例外：历史上总有那么几条鱼，它们具有让河流改道的惊人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某个君王所凝聚的数千万人数十年的合力，也可能来自于某个思想家独立的学习、思考和阐述。路易十四（1638- 1715年）属于前者，洛克（1632- 1704年）属于后者；同时代的牛顿（1643- 1727年）也属于后者。仿佛，他们运起洪荒之力，在河床最关键最柔软最易变形的地方（和时间点），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于是乎，要么黄河九转，要么大江东去。
“读史使人明智”，明智的读史方法在于考察历史之河的河床、暗流、改道，以及改道的鱼。
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天然禀赋、人口特征、民族性格等因素是比较稳定的，近似于河床；传统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等因素则变化得稍快一点，近似于深层的暗流；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科技、人才、文化、艺术、外交等因素变化得更快，近似于表层的河流；大多数英雄豪杰和重大事件更是转瞬即逝，近似于大大小小的鱼虾和浪花。这些不同的层次和维度的元素，以不同的速度变化，相互缠绕，相互塑造，共同推动着当时的个人、社会和国家，构成后人眼中的历史。
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要么是在地理环境、气候、禀赋、人口等稳定因素中挖掘出潜在的有利条件，奠定了扬长避短的长期战略；要么是促成了习俗、信仰、思维和精神等因素长期向上发展。而如果一位领袖取得的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成就，那就算强盛一时，也很难说是福是祸，因为河流表层的奔腾喧嚣并不能证明它不是在走弯路（比如黄河绕出一个几字），水涨船高也不能证明它不是原地止步（比如地震之后的堰塞湖）。历史上有一些精明强干的有为君主恰恰是通过压制独立精神，推行反智主义和破坏信仰自由而强化自己的王权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效率和成果。只有在以百年为单位的尺度上来进行衡量，我们才能看清楚，若干年之后的大溃败的种子是否正是当年的那位有为君主所种下的：比如，乾隆的盛世（以1785年为顶点），为鸦片战争（1840年）时的手足无措做好了准备；路易十四早期的强盛（以1685年为拐点），也为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血流成河埋下了祸根。
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的路易十四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有为君主，但绝对称不上伟大，因为他没有挖掘出法国地理环境和人口禀赋中的潜在优势（海陆双缘国家，既有广阔疆土又有大西洋和地中海良港，人口第一大国），没有扬长避短（法国人不擅长长期艰苦作战，却懂文化有品位，心灵手巧），没有在大战略的制定上吸取西班牙的前车之鉴（西班牙从美洲抢的黄金白银让它成为欧洲首富，海陆军实力曾经首屈一指，最终在连年的宗教和政治战争中衰落），没有促成简朴风俗、信仰自由、理性思维、国民进取精神（路易十四的祖父亨利四世朴素随和，颁布“南特敕令”，给予新教徒信仰自由，连天主教耶稣会士梅森等人都在欧洲上流人士间传播伽利略等人的科学和笛卡尔等人的哲学，拓殖美洲和远洋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没有思考探索近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荷兰共和国实行联省自治，发展出近代金融业和公司制的雏形；英国议会和司法初成体系，精英阶层、君主和国家的利益趋向一致），没有深谋远虑的外交政策（黎塞留为法国设计的国际关系战略极其高明：扶持荷兰以压制英国，以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为唯一的敌人，团结英国、荷兰、瑞典、德意志新教诸侯、甚至奥斯曼土耳其一起围攻哈布斯堡王朝，不仅仅因为它曾经强大到威胁法国的安全，而且因为它是“一个由令人昏乱的异质元素组成的有轻微向心力的黏结团”，把这个虚弱的庞然大物打败之后，参与的各方都有好处可以分；另外，想办法让敌人有很多敌人，而尽力避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之所以要如此“苛求”路易十四，是因为在他出生之前，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都已经完成，人文主义和理性思维已经在知识精英中广泛传播；荷兰和英格兰已经加速进入近现代化进程；亨利四世、黎塞留、笛卡尔等人的内政、外交和哲学思想对路易十四来说是触手可及的（只要他愿意去了解）。作为一个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勤政进取的君主，路易十四是有可能向过去和当代最睿智的头脑学习，汲取智慧，获得对世界、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洞察。
遗憾的是，路易十四没有一个正常的受教育的童年，后来也没有培养出学习的爱好。1648至1653年，巴黎高等法院和大贵族们曾先后两次叛乱，制造了“投石党运动”，害得路易十四和母后不得不四处逃亡；另外，1649年，路易十四11岁左右，他的姑父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新教徒掌握的英国国会砍头，对他也造成不小的心理阴影。在逃难中，“几乎没有人教他读和写，对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其他常识也一无所知”；“日后他遗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历史，他说，‘通晓历代大事，将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参考。’”路易十四的母亲给了他天主教教义和信仰的训练，教师们强调“法国是他承袭的财产，他的统治权是神授的，他只须对上帝负责。”后来，路易十四苦学拉丁文，但也只是为了读懂外交文件，他对书本始终没多大兴趣。
路易的祖父，被称为“好王亨利”的亨利四世（1553- 1610年）曾经这样评价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 1603年）：“只有她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王——因为只有她才懂得如何统治。”在她的母亲安妮·博林被父亲亨利八世砍头之后（1536年），伊丽莎白同样也在苦难和凶险中度过各种危机；不过，与不爱读书的路易十四不同，伊丽莎白养成手不释卷的好习惯（她对历史和古典文化信手拈来，有些演讲、翻译、文章和诗歌作品流传至今，其历史和文学水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少数人怀疑莎士比亚背后的写手是伊丽莎白本人）。亨利四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在欧洲宗教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懂得去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去执行有前瞻性的国家发展战略，激发社会和个人的活力；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明君主，也理应成为路易十四效仿的楷模。
或许是因为最终无法走出童年阴影，或许是因为越不了解历史的人就越不能认清现实，路易十四没能看清历史长河的深层暗流（宗教改革、新教伦理、理性思维、人文精神和资本主义已经无法逆转），没能明白某些历史阶段一旦过去就不能再回头的道理，没能结合法国的历史和现实去摸索一套面向未来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战略。最终，身处十七世纪的路易十四采取了一套更适合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治国方略：鼓吹“君权神授”，以举国之力打造自己“太阳王”的光辉形象，把大小贵族笼络到凡尔赛宫，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封地，并把时间、精力和财富消耗在繁琐的宫廷礼仪、奢华时尚和争宠谄媚中，同时，把国王的代理人安插到地方，通过几个御前会议来处理国内外事务；“他对每件事都加以注意：陆军、海军、宫廷、家务、财政、教会、戏剧、文学、艺术。他在位的前半期，虽有忠心能干的大臣辅佐，主要的政策与决定，综合政府各部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则都是他的事，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和演员。
为什么说路易十四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和演员呢？因为他7天24小时全身心地投入扮演一个角色—— “太阳王”；在他身后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化的“艺术官僚”组织在运转。路易十四最信任的大臣，财政总监柯尔伯亲自管理着这个“国王形象工程”。在柯尔伯的领导下，“皇家绘画雕塑院、舞蹈院、法兰西学院、建筑学院、音乐学院等机构纷纷成立，聚拢和培养了大批为国王效力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路易十四成为全欧洲最大的艺术和文化赞助者。据《制造路易十四》一书的作者彼得·伯克统计，以“太阳王”为主题的作品，“存世油画超过300幅、版画超过700幅，挂毯、雕像、纪念章不计其数，而与此相应的，十七世纪法国的报刊、戏剧、芭蕾、诗歌，也有大量材料围绕路易十四展开”。在艺术作品中，他常被比喻成各种神话人物，比如太阳神阿波罗、宙斯、赫拉克勒斯，甚至耶稣基督；或者描绘成历史上伟大的君主，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夏尔·勒·布伦（1619– 1690年）是十七世纪法国皇家绘画雕塑院院长，首席宫廷画家，他曾画了一幅《波斯皇后伏于亚历山大大帝脚下》，暗喻路易十四是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伟大的征服者。他被路易十四称为“有史以来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但艺术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夏尔·勒·布伦是掌握了如此精彩的技巧，而又是如此缺乏真正的创作灵感。”
这个“国王形象工程”既有落后于时代的地方，也有超前于时代的地方。落后于时代的地方在于：17世纪欧洲科学日新月异，理性主义广泛传播，路易十四“太阳王”的形象落在具备启蒙精神的知识精英们眼中，不仅不能令他们信服，而且让他们觉得可笑。“即便是柯尔伯的助手也嘀咕过，再将国王与古典神话中的人物捆绑在一起，难道不是制造哄孩子玩的寓言故事吗？”
超前于时代的地方在于：法国在文化和艺术上引领整个欧洲，巴黎最终成为世界时尚和奢侈品之都，香水、芭蕾舞、戏剧、法餐和法语让法国成为优雅文化的策源地，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艺术中心。不得不承认，路易十四身上的确有美第奇家的基因（玛丽·德·美第奇是他的祖母）。路易十四的品味和对艺术的大手笔还是颇有几分像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最大赞助人，“豪华者”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 1492年）。“他搜购太多古典作品和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刻，使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的外销，以免使意大利成为艺术荒漠。”另外，“据伏尔泰的估计，每年所买的法国艺术品要花费80万利维尔（1个利维尔是一枚5克重的银币），送给各城市、机构和朋友作为礼物，目的是资助艺术家并散播美与艺术。国王的趣味高雅，对法国艺术的发展帮助很大”。
亚森特·里戈 《路易十四肖像》 1701年
夏尔·勒·布伦 《波斯皇后伏在亚历山大大帝脚下》 1660 – 1661年
夏尔·勒·布伦 《路易十四在科学院》1670年
《路易十四骑马戎装像》 1692年
《路易十四在法荷战争中》
《营建中的凡尔赛宫》
在路易十四打造的这种“绝对君主制”中，国王“独掌全部权力，一人制定全体臣民必须遵守的法律与规章，并决定法度的存废”，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朕即国家”：“最高主权系于朕一人。王国的法庭和各级官吏的存在与权威源于朕一人。整个行政机构以朕的名义履行职能。朕独享立法权。……整个公共秩序体系源于朕一人。”
显然，“绝对君主制”会带来很多好处：制止内战、维护国家统一、制止封建贵族的专横行为、维护和平与秩序、重建与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鼓励经济发展、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发展文化与艺术等。在“封建等级制”下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被君主和贵族之间的连年战争所困扰，比如，红白玫瑰战争和英法百年战争等。如果路易十四穿越到十四、十五世纪，也就是说，宗教改革爆发之前的法国（即，排除宗教信仰这个变量），并且成功地打造出“绝对君主制”，那么，他绝对会超越亨利四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成为“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君主”。而在十七世纪，实行“绝对君主制”的路易十四就不能算是一位开明君主了，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二三百年之前，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不过，“绝对君主制”毕竟有着巨大的红利，亨利四世和黎塞留在内政外交上又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再加上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等先天优势，法国的崛起可谓势不可挡。能干的柯尔伯严厉整顿财税，实行重商主义，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大力发展由国家主导的工商业，对工人进行半军事化管理，向资产阶级出售贵族爵位（穿袍贵族），发展海外殖民与远洋贸易等等，法国变得越来越富强。凡尔赛宫的恢宏壮观、大小贵族的服服帖帖、宫廷生活的优雅精致、法兰西的国富兵强，都让全欧洲的君主们羡慕不已；法国文化、艺术、奢侈品和法语强势输出，成为王公贵族圈中的时尚。
传统的军事贵族（佩剑贵族）和路易十四本人都渴望像功勋卓著的祖辈一样，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取利益，增加个人、家族和国家的荣耀。于是乎，路易十四领着一批军事贵族共同追逐一个侧重于领土扩张的对外战略，即把法国疆界扩展到“自然边界”（大西洋、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因而彻底地偏离了黎塞留的高明的现实主义对外战略。由于，流露出领土野心的法国很快就成为引起各国警惕的军事强权，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法国曾经的盟友们纷纷联合起来，有时候与法国的宿敌哈布斯堡王朝联合，共同遏制法国的扩张。在黎塞留执政时期，法国常常联合一群国家围攻哈布斯堡王朝；而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经常成为被一群国家围攻的对象，并且，往往是在法国即将对某一个敌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好几个国家因为害怕自己会成为路易十四的下一个目标而联合起来在法国背后捅刀子。这就使得战争的代价总是超过预期，而最终的结果则总是得不偿失。
黎塞留一直主张利用荷兰去牵制英国，如果路易十四能坚持这个战略，并且利用自己的海陆双缘和人口众多的优势，抓紧把法国海军和海外殖民地发展起来（当然这就要求路易十四和整个法国社会在大陆思维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海洋思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在接下来的三百年中，主导世界格局的恐怕就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法兰西人。路易十四走到黎塞留战略的反面：在“法荷战争”中，路易十四出于对荷兰的贪婪和愤恨，主动为英国提供军费，联合英国进攻荷兰；后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大大削弱荷兰共和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荷兰人宁愿放弃“海上马车夫”的荣耀，“也不愿艰苦地去和英国、法国竞逐商业垄断和海洋霸权，因此很快就不再被列入欧洲一流强权之列”。英国崛起的最大障碍被路易十四成功地排除了。当英国人在“七年战争”（1756– 1763年）中，打败法国海军，抢走法国在北美洲和印度的大片殖民地时，黎塞留的审慎远见和路易十四的骄傲短视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呈现在有头脑的法国人面前。
1685年，路易十四犯了最致命的错误：他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剥夺法国新教徒的合法地位，推翻亨利四世于1598年以宗教宽容为宗旨的《南特敕令》。路易十四的“宗教不宽容”政策逼迫一部分新教徒改宗天主教，不愿意改宗的二十多万胡格诺派新教徒被迫逃亡到荷兰、普鲁士、英国、北欧和北美。之所以说这个错误是最致命的，是因为它造成的损失是三重的：一、“因为许多逃亡者是技巧优秀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技巧跟他们一起流亡国外，为他们到达的国家带去了巨大的财富”；二、新教荷兰、普鲁士和英国被“侵略性的天主教法兰西”所激怒了，这些国家的新教徒们普遍相信，“路易十四谋求建立的不光是世界性的君主国，还有宗教独裁。他对境内新教徒的所作所为也很可能会施加到国外同样信仰新教的人头上。至少可以说，此举让国外鹰派更容易建立反法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路易十四接过了当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反新教大旗，重蹈腓力二世的覆辙）；三、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独立的思考和不同的声音跟新教徒们一起离开了法国，“绝对主义”王权从公共事务领域日益扩张到私人事务领域，到后来，政府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却什么也管不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1805- 1859年）查阅大量档案，并在书中描述到：“早在18 世纪中期，委托给大臣们的细务就漫无边际，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为了做到身居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结果行政程序慢得惊人，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通常需要两三年才能获准。”
法国政府这种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让“所有人都认为，国家不帮助，他们的事业不可能成功。农民阶级一般很笨，很驯服，他们被引导着相信，农业之所以退步，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建议和帮助。一个农民致函总督，语气中带着革命精神，他质疑总督：“为什么政府不派钦差每年巡视各省，好好看看整个王国的农业状况？如果有钦差，他们就能教会农民如何科学种植庄稼，如何管理牲畜，怎么养、怎么催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当然，钦差必须报酬优厚。而且，必须设置荣誉奖项，奖赏给最成功的农民。”
国民丧失独立精神、丧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种可怕的现象在乾隆盛世也出现了。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中描述了1793年第一个英国访华外交使团的官员们的发现：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在书中，作者张宏杰做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论：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准确来说，“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处境，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而中国，用拿破仑的话来说，“这头狮子还在沉睡中”。
回到1685年的欧洲，路易十四实行的“宗教不宽容”政策，引发了英格兰新教徒的警惕和愤怒。这种情绪在1688年演变成了恐慌，人们担心信奉天主教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会把王位传给刚出生的小王子（这意味着日益天主教化的英格兰可能会与天主教法兰西结为同盟，借助法国势力迫害英国新教徒）。于是，英国议会领袖们决定废黜国王，并邀请詹姆斯二世的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三世带兵从荷兰到英国来继承王位。詹姆士二世的军队临阵倒戈，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被称为“光荣革命”。1689年，玛丽和威廉登基，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议会掌握了立法权和财政权，加上英国习惯法的长期传统确保了英国的司法独立，国王“统而不治”的格局确立，英国君主立宪制由此起源。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 –1704年）的《论宗教宽容》、《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相继在1688年前后出版。洛克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个人商业活动自由等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在后世影响了詹姆斯·麦迪逊、托玛斯·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开国元勋，激励了美国革命，启发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同时，也影响了法国的伏尔泰等启蒙运动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国大革命。
约翰·洛克肖像
路易十四的“宗教不宽容”和“绝对君主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那就是“君权神授”；而洛克的“宗教宽容”和“有限政府”思想也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即“天赋人权”。洛克认为，“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不经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财产和被迫屈从于他人的政治权力”，“人们联合成国家并促使自己服从政府的最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财产，在洛克哲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生命、自由权和产业”），“在人民手中还保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撤销或变更立法者，如果他们发现立法者的行为与被寄托于他的信任相冲突的话”。
也就是说，路易十四由“君权神授”推导出：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可以建立无限政府，干涉个人信仰和财产（特指“生命、自由权和产业”）；而洛克则由“天赋人权”推导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权给有限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的财产，当有限政府侵害人民时，人民有权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基于这个观点，洛克“主张应该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与制衡，并且认为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关于“宗教宽容”，洛克认为，政府与教会在目标和手段上都存在差异：政府的目标是保护人民财产（含“生命、自由权和产业”），手段上保有使用武力的权力；教会的目标是拯救人的灵魂，手段上只能使用说服的方法，不能使用胁迫的方法。如果使用胁迫的方法传教，那就一定不是良善的宗教，并且，胁迫他人这个行为本身就侵害了人民的自由权；而当政府使用武力手段去支持某个特定的教会，它就偏离了它自己的目标，超越了人民对它的授权；为了维护“宗教宽容”，政府应该对那些“不宽容”的宗教行为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使用惩戒手段或武力去制止胁迫他人信教的侵权行为。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在美国发展成为“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被写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
洛克不仅反对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室血统特殊论，而且从“认知论”的角度反对“知识的天赋论”。“知识的天赋论”认为，理智中存在某些天赋的原则，“它是灵魂一开始就接受下来了的，并且是与生俱来的”，因此，这些原则不可置疑，也无须讨论。他很敏锐地指出来：“如果一位由手腕的统治者能够使人民相信有某些原则（比如，‘君权神授’）是天赋的，这就可能‘使他们脱离对他们自己的理性和判断的运用，把他们推给信仰，使他们保持信任而无须作进一步的解释’，并且，‘在这种盲目轻信的状态中他们就变得更容易统治了’。”（这些批评直指鼓吹“君权神授”的路易十四、詹姆士二世和他们所统治的天主教教徒）。
洛克认为，“人类的心灵在出生时就是一块白板，所有的内容都要来自人类的后天经验”，后天经验分为两大类：感觉和反省；感觉包含感官所接受到的对外部事物的知觉和体验，是“大部分观念的巨大源泉”；反省包含“感知、思考、怀疑、信念、推理、认识、意愿等所有这些心灵活动”。洛克强调，“不存在天赋观念，一切观念最终都来自我们的经验”，“人类知识的范围被限制在人类的经验中”，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基石；而笛卡尔则认为，“如果运用了正确的方法，就没有人类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仅仅凭借理性和正确的方法，无须借助于任何经验，人类就可以发现宇宙的真理），这是大陆理性主义的起点。洛克对大陆理性主义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为后来的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开辟了道路。
上述政治哲学和认识论思想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洛克所生活的17世纪，王权和教权强盛的时代，在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看来，它们是非常惊世骇俗的，充满了极其危险的煽动性。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革命性，洛克不得不“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执政的最后日子里和詹姆斯二世短暂在位期间决定逃到荷兰避难”；也因为这些思想的原创性，洛克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之父”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者。
至于说洛克的为人处世和政治实践，当代重要的政治学家阿兰·瑞安在《论证治：2500年政治思想史》中是这样评论的：“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洛克一直被视为英国自由主义者引以为傲的美德的化身。据说他小心谨慎，人情练达，实事求是，既不对自由过分激情澎湃，那可能会导致动乱和内战，也不对权威过分百依百顺，那可能会使独裁和暴君统治肆无忌惮到不可收拾。”
平心而论，洛克的思想固然很伟大，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开数百年之先河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和特定的适用范围。这里批评洛克思想的局限性，不是出于了解其身后几百年人类发展的后见之明（这种对过往思想家的批评无疑是不公平的），而是用洛克之前的人类思想成就来衡量他的见解。洛克思想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他对人类的理性和宽容过于乐观。在洛克之前，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对人类的非理性和不宽容做出了极其深刻的洞察和论述。
仅仅以塔西佗为例，他在记录古罗马历史的书中至少揭示了三种人的诱惑和堕落：
1.对于接近权力中枢的人来说，最致命的诱惑是权力。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万恶之源，它会扭曲人性，让人失去理性和宽容精神。“纵容野心和贪欲如顺水行舟般便易，而自我节制则比逆水行舟还难，没有人能够例外”；无节制的权力会让自我节制变得难上加难；权力斗争的残酷和黑暗也对人性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取得皇帝大权的，即使是正直之人，世界也差不多要搞得天翻地覆”；“在胜利的时候，甚至最优秀的统帅都会蜕化”。
2.对于知识精英来说，最致命的诱惑是私利。追逐私利的知识精英们出卖同僚，丧失健全的判断力和爱国心。塔西佗批判精英们的腐败、虚伪和奴性：“那些本该是体制性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政治精英，却腐化堕落为尼禄那样暴君的帮凶”；“尼禄从元老院的命令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每一件罪行都被说成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因此他作恶的胆量就更大了”。另外，知识精英们不仅不担当起开启民智的责任，反而顺从权力，搞反智主义，把国民塑造成盲从、驯服、自私、冷漠、易于统治的民众。
3.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最致命的诱惑是舒适。免费的面包、红酒和角斗表演、安逸、享乐让民众尽丧元气，不过，“尽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们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们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人性中本来就有怯懦的一面，在舒适中待久了的人更会变得加倍怯懦、自私、冷漠、愚昧。绝大部分民众本身就不喜欢独立思考，缺乏判断力和怀疑精神，盲从轻信，很容易被统治阶层的反智主义所迷惑，既是专制统治的牺牲品，又是帮凶。
在思想上，这三种人会组建一个很强的“反智同盟”：绝大部分普罗大众渴望黑白分明的简单的确定性，掌权者从知识精英们所炮制出来的理论或宗教中挑选一个目前看来似乎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并把它捧上神坛，确立为不容讨论、不可置疑的信条。任何胆敢提出质疑和挑战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当舒适、私利和权力的诱惑无法被抗拒时，民众欢迎反智主义，精英炮制反智主义，掌权者推行反智主义。这三种人都讨厌甚至憎恨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因为他们以理性思辨、怀疑精神和不确定性为探索真理的基础，显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而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基本上不可能改变民众的观点。对此，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之喻”：一个逃出洞穴的囚犯返回洞穴，试图让“被强制面壁”其他囚犯们明白，他们在石壁上所“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像罢了”，并不是事物本身。但是，囚犯们不会相信他，却因为他的眼睛不能适应黑暗而嘲笑他，并且，他们一定会说：“这个人到了上边走了一遭之后把眼睛弄坏了。所以上边的世界一定不是个好地方，安安稳稳留在原地不动才是最好的。这个人竟敢胡言乱语，说什么想要解救大家，把大家带出洞穴，看来不是疯了就是存心使坏。抓住他吧，杀掉他吧，绝不能任他胡作非为！”
这种思想上的“反智同盟”，是很多政治和宗教共同体，比如路易十四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国，的统治根基和稳定器；而它诞生和维持其存在所依靠的，恰恰就是非理性和不宽容。
只有当掌权者能够抵抗权力的诱惑，相当多的精英能够拒绝私利的诱惑，且足够多的民众能够战胜舒适的诱惑，三种人都把集体的长期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时候，个人和群体才会表现出较强的理性和宽容，才会拥抱不确定性，开始接受并实践以下观点：
“第一、最正确的决定一定是通过所有人的讨论得出的，而非来自一个人的权威；第二，对各种提议展开公共批评才能够提炼出其中最好的一种；第三，人们可以提出论据，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些观点同时也是知识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
正是因为对于人类理性和宽容过于乐观，所以，洛克的政治哲学思想只在相当特殊的前提条件下才适用，自由主义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且触目惊心。“塔西佗对权力统治及其与人性、德行和命运关系的观察包含着因深度失望而倍显灰暗的忧虑，但却在提醒人们，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殃有其普遍规律，只要人性不变，这类灾殃便会继续存在，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灾殃的危害则会十倍百倍地变本加厉。”
幸运的是，两千多年来，人性在非常缓慢地朝着好的方向变化，非常缓慢且时有反复，但仍然坚定地向好。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让知识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人类在心理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所说的：
“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路易十四没有从前人（特别是亨利四世和黎塞留）留下的遗产中汲取智慧，他只是承受了一些平庸的观念：君权神授、荣耀来自于宣传和战争、为了上帝和国家必须清除异教徒等等。而洛克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念：天赋人权、创建合法的政府、使理性勤劳的人兴旺发达、宗教宽容等等。路易十四是坚定的读书无用论者，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也没有对自己所承受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质疑。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在付出生命和财富的巨额代价之后，得到的只是摇摇欲坠的荣耀和国际关系中的孤立。
路易十四临死之前，法国不仅破产，而且负了30亿法郎的债；他对5岁的路易十五说：“不要模仿我对营建和战争曾有的嗜好；相反，你要尝试与邻邦和睦相处。”可见，他最终还是有所领悟，只不过来得太晚了。他的绝对王权将由优柔寡断的路易十五继承；而洛克的思想则将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来传播。在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法国绘画也将出现一个新的风格：洛可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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