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的西北危机，是太宗朝的遗留问题。若说太宗北伐幽云之失败，是因敌方实力太强，以及种种偶然因素，他的处理手法，就可以直接体现他的政治手段和军事能力。
当节度使李继捧主动内附时，太宗急于求成，令李氏一族内迁，从而造成族人分裂，李继捧族弟继迁率割据势力以武力抵抗。此其失策之一。
李继捧归朝之后，又受命出镇夏州，以致被李继迁利用，演变为继迁、继捧与朝廷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后在继迁袭击继捧之时，宋将复擒继捧，押回京师，促使羌人进一步离心，官军又毁夏州城而去，令继迁得以据有其地。此其失策之二。
而最失策之三，莫过于剿抚不恒，首鼠两端，定难军之扰乱，遂终太宗一朝而不能平。而真宗继位以后，北面契丹的威胁已令他觉得疲于应付，竟授继迁以定难军节度使，相当于承认其割据。至此，太宗十余年的努力，结果是将一个有心内附的半独立政权，化为一个决心割据扩张的敌对政权，尚不如他着手处理之前。
真宗朝的退让政策确实换来了长期的和平。李继迁坐拥河套的富庶之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西面。他率军攻打河西走廊重镇西凉府（唐以前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兵败受伤，宋景德元年不治身亡。其子德明继位，对东、南两面的强敌表示恭顺，受宋封为西平王，受辽封为大夏王，在位二十七年间，西向攻取了西凉府和甘州。天圣九年（1031）德明卒，其子元昊继位，即刻西向略地。
宋景祐二年（1035）克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州（今甘肃敦煌），至此，以国都所在的兴州（今宁夏银川）为基地，国境东西逾三千里，由河西走廊东端的西凉府扩张至走廊西端的沙州，对它的力量来说，沙州实在是有些远了，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元昊的创业告一段落，他准备保守已有成果。他立制度、创文字，于宋宝元元年（1038）称帝，建国号大夏，并向宋要求，册封他为“南面之君”，即同为一国之君，但宋、夏有高下之分。
宋之所以忍痛接受李德明实际上的独立，是因德明长期入贡、称臣，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关系。而李元昊此举打破了宋默许其割据、但要求他必须称臣的底限，宋于是在边界悬榜募其首级，夺其官爵、禁互市，相当于宣战。元昊立即转向，背北朝南，向宋攻击。
宋康定元年（1040），夏军大举入侵陕西，直指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待各处宋军来援，于延州西面三川口设伏，宋军步骑近万人战死，主将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平等被执。所幸天降大雪，夏军遭遇补给困难，无奈退兵，延州得以保全。
庆历元年（1041），宋得知元昊即将攻击渭州（今甘肃平凉），事先遣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军向西北迂回包抄，在元昊退路设伏，计划在其退兵时予以重击。但任福中敌诈败之计，孤军深入，弃辎重追袭，被诱至渭州以西好水川，已三日未饮食，西夏十万伏兵合击，任福军战殁者万人。此为宋军第二次大败。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大规模举兵，这一次，直冲渭州而来，宋军葛怀敏部积极迎战，北进至边境镇戎军定川寨，被元昊亲率十万军队围困，断绝水源，怀敏率军突围，万余人覆没。夏军直抵渭州以东，大掠而回。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方在这三次战事中损失兵力最巨，各约万余，其他历次战役中，被杀俘以千计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庆历二年之后，陕西大震，有大臣请防御潼关——如此提法，相当于做好丢失陕西的准备。宋确实是再无余力在西北进行大规模战争，但西夏也已尽其全力，它比宋更经不起人员的损耗，杀伤敌方大量兵员之后，己方也伤损颇多，且并未取得重要地区或城市，在战略上未获得明显的新优势。故而取得较好形势之后，不再展开大规模的攻击。所以，宋固然一意求和，西夏方面，也在寻找下台阶的机会，只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无法一致。最后宋方竟邀请辽介入此事，以第三方的压力来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是当时宋、辽、夏三边关系中非常奇特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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