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第2章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桑伯子：即子桑户，鲁国人，隐士。子桑氏本是夏末殷初淮河长江养蚕取丝的部落，常年供奉丝织品给从事占卜、祭祀等神职工作的聿明氏，聿明氏为了感谢他们，请求周王免去部落纳贡，并赐姓氏为“子桑”。
子表示尊贵，桑代表部落的性质。随着部落的增长和繁荣，逐渐形成自己的族群，子桑复姓也从此延续下来。如今的子桑姓已不足千人，大部分子桑氏改姓“桑”。
《说苑·修文》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去见子桑伯子，当时他光着膀子在家个见了孔子。孔子的弟子不高兴，问干嘛要见这个“简”到衣服都不穿的家伙？
孔子说，我欣赏子桑伯子的朴实无华，即他的“质”，我见他是想让他变得“文”一点。
孔子走后，子桑伯子的弟子也不高兴，问老师干嘛要见这个迂腐的家伙。子桑伯子说，我看他的“质”还不错，可惜“文”多了点，我见他是为了去掉他的“文”。
屈原的《涉江》提到：“接舆髡首，桑户裸行”。
大简：太简、过分简单。
雍：和也，从隹邕声。“雍”的甲骨文像飞鸟（隹）以爪抓起一个方连环形的东西。有的甲骨文加水旁，表示“雍”的本义与流水有关。
有人说：这鸟是古代神话故事里“精卫填海”的精卫鸟，这个炎帝女儿的化身正抓住西山的石块去填塞东海。
另一说认为，上古把鹡（jí）鸰鸟叫作“雍渠”，鶺群飞鸣时，其音“雍雍而和”，故有《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描写和谐的雁叫声为“雍雍鸣雁”。
也有人认为，甲骨文“雍”鸟形下部为一环形或方形物，它所描绘的应该是鸟足为一物所束缚，无法逃脱，本义是阻塞。从水，可能表示水被壅塞而成的池沼。以“雍”为偏旁的字，一般都含有阻塞、环抱之意，如壅、拥等。
雍的本义指和，如《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
传说有一上古的恐慌之神叫雍和，它一出现必有大灾荒伴随出现。《山海经》记载：“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
北京的雍和宫，最早叫做雍亲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也是乾隆皇帝诞生的地方。后乾隆皇帝在章嘉活佛三世的支持下，将雍和宫改建成传播藏传佛教的寺庙，如今的雍和宫既有皇家建筑的特征，又有西藏寺庙的特点。
《水经》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西周时期，天子所设的大学叫辟（通璧）雍，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
西周时期设置一官称叫雍人，亦称饔人，专职在宫闱之中掌管君主、王妃等的膳食，隶属于内宫雍府。雍府的最高长官称“雍正”、“饔正”，后世称御膳大夫。
雍也作姓，周文王第十二子，被封于雍地，就是现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后人以国名为氏。
本文的“雍”指孔子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门四科”中道德科的代表冉雍，字仲弓。
全文理解为：
冉雍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还可以，处世简约。”冉雍说：立身诚敬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如果立身不诚敬，又以这样简单的方法办事，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说的对啊。”
本章是孔子与弟子冉雍很有针对性的谈话。实际上是师徒俩探讨“简”的境界和理解问题。
孔子赞许冉雍有“可使南面”之才，其才能之中包含了处世简约这样的品德，但冉雍感到自身的“简”与子桑伯子的“简”有所不同，子桑伯子并不被当时的人所认同，所以冉雍有这样的疑问。
孔子笼统地评价了子桑伯子的“简”。冉雍更进一步的分析了个人行为的“简”与办理行政事宜的“简”的问题，孔子认为冉雍的理解是对的。
冉雍认为：行政上的“简”必须建立在内心诚敬的基础上，“简”不等于简单、潦草、马虎。“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为政原则。
为政者应该充分掌握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充分了解民意，然后制定出合乎民情，顺乎民意的政策法规。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为百姓服务，这也是黎民百姓最欣赏最需要的统治方式。
“居敬行简”也是后世儒家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和处世观，比如朱熹读书法中说：“居敬持志”。就是读书要有一颗诚敬之心，并需要长期坚持。
行简不居简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简”和“易”呢？因为《周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简”，是一种生活品质，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更是一种从政的品德。孔子弟子冉雍曾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敬在前，简在后，敬是简的前提，为政者勤于政事，节用爱民，简单高效，百姓即可和乐，天下必安。
“居敬而行简”，是一种相当高明的领导艺术。看似简单，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
我们有一句古话：敬是圣学一字诀，中是千古道脉宗。“居敬”，强调的是工作态度，是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为官治民，首先应该居心恭敬，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严肃积极的对待需要处理的工作事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行简”，指的是工作方法，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用《淮南子》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就是：“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行简不是单纯的简单行事，而是要在纷繁的事务头绪中抓住重点，顺势而为，化繁为简。
官员“行简”还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清朝金庸斋的《居官必览》就对官员的“行简”有着深切的感受：“到乡村作官腔，烦民迎接，费民供应，逐次逐处记二十过。”
在金庸斋看来，官不扰民既是为官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他在《居官必览》中列举了两个“行简”官员的典范：
一个是明初大臣夏原吉。他在江南治水时，住在昆山千墩寺中，“不陈仪从，坐一室，观书如常人。”有几个乡民到寺里游玩，累了就散坐在他的身旁，丝毫不能从外表认出，原来旁边坐着的是尚书。
另一个是明朝官员蔡龙阳。他从浙江调任四川，穿起百姓的衣服，带着自己的仆人，携带行李，随着蜀商的船只上路。在船上，他与商人们互为宾主，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
到了目的地，“守道官吏来迎者千人”，商人这才知道，原来同行的蔡龙阳竟是位高官，“商惊惧，叩头请罪。”蔡龙阳坦然一笑：“今不用驿递，欲独买一舟则太费，说明，又不便相与，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为官之道，“居敬而行简”，最终目的还是勤于政事，造福百姓。史载欧阳修为政，“事不烦而民不扰”。
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他认为，“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老一辈革命家野继承了“居敬而行简”的传统，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四十岁离家，七十岁回到家乡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为什么？
谢觉哉在给子女的信里写道：他发现家乡干部连夜修了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屋子里站着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回到家乡总不免用丰盛的饭菜招待，谢觉哉却发现同吃饭的有四桌人，他问哪来这么多人，“说都是随我来的”，这让谢觉哉感到不安，“流沙河社又是丰盛的饭，听说五里社也准备了饭，好像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个不停”。
敬重事业，敬爱人民，敬畏权力。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在“行简”上如此严格自律，是因为对百姓、对人民深沉的情感，是因为他们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今天，我们也应大力提倡“居敬而行简”、“节用而爱民”的传统美德，以简朴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民心，以优秀出色的工作业绩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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