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年级一共分了四个班。学生大部分是镇上的，剩下的来自周围各村。我的所有小学同学也就只有连我三个女生就读镇中学。就算小学一路凯歌的我，到了陌生的新环境难免紧张。全年级同学我也就认识同村的那两个。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住在镇上的人一向自称“街上人”，喊我们这些人“乡下的”，配以鄙视的眼神。我心说：乡下人怎么了？你们也不是城里人，再说城里人往上推几代，又能有几个人不是泥腿子出身呢？因为这种歧视的存在，性格有些内向的我最初只和同村的同学玩。
镇上离我家五里路，骑车十几分钟。爸爸和哥哥姐姐都在镇上上班。我那会儿胆小，一直不会骑自行车。上下学都是坐爸爸或姐姐的车后座，让他们驮着我。中午饭也到他们单位的食堂买饭吃。
我第一次吃他们食堂的饭，是小学毕业兼升学考。考试结束老爸带我去他食堂买饭给我吃。我记得其中一个菜是黄瓜炒肉，那个香啊。那是我第一次吃食堂的饭菜，隔锅饭香是正常的。不过确实，食堂的沈师傅烧菜不错（虽然离我妈的水平还有差距。我妈的地锅辣子鸡可是绝对的殿堂级）。
那些从其他村过来就读的同学嫌路太远，都选择了住校。吃从家带来的煎饼咸菜，或带粮食加上部分伙食费交到食堂，伙食可想而知的差。冬天我去过一回住校生的宿舍，进门就一股咸菜的味道，窄小的上下铺，地上很潮湿。
初一下学期开始，姐姐在单位分到宿舍了，最初是三人一间。后来就一个人一间了。我每天和姐姐睡一个被窝，通腿睡（就是一人睡一头）。以前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尽管棉衣棉裤的裹着，冬天总是会长冻疮。被窝里一焐热，脚上的冻疮就痒得难忍。通腿睡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互相抓痒。
同学久了，相互间就没有了乡下和街上的界限，彼此熟络起来，性格相投的就成了朋友。
我最早的街上朋友叫张圣叶。家就在中学院墙外往南第二家。她有点假小子的性格，为人仗义。我们相处得特别好，我记得端午节还跑到她家包粽子吃。因为姐妹三人，没有男丁，父母在初二下学期就迫她退学，给她招赘了个乡下的上门女婿。念到初三的时候，她就抱上孩子了。我当时不太能理解她为何是默然接受而没有反抗。再以后，我都没有去找她了。
到初三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是石守彩。性格外向，热心豪爽的她就像一个发光体，周围聚集了不少朋友。我们俨然一个小团体，自习课会跑到学校东墙外的地里摘花玩偷麦穗吃，也会跑到水库那边照相玩。因为大家基本都是成绩好的，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老师也没管我们。
中考时除了阿彩，这个小团体的成员都考上了或高中或中专。
我到外地念书时，和大部分人都通过信。再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
阿彩嫁了我们中学一个姓沙的学长，长得帅，和她一样有体育特长。结婚时我去了，她很开心。
后来她老公在卖菜时与人口角，一刀捅死了人，逃去了外地。不久阿彩带着儿子也去南方打工。大家都猜测肯定一家三口团聚了。
前几年公安部严打的时候，听老家的人说，阿彩的老公，逃了那么多年，终于被抓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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