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棍！——三分五分！”这熟悉的吆喝声你们还记得吗？
夏天能吃根冰棍，是我们这些“五零后”小时候最大的奢望，不是我们没有更高的追求，而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精神追求的上层建筑，有冰棍吃就很不错了，哪还敢别的？冰激凌好吃，你吃得起吗？我们可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我们大院的马路边上有很多卖冰棍的，几乎都是老太太。她们的行头和装备也是差不多的：
戴着白色的帽子，围着白色的围裙，哦，还有白色的套袖，让你一看就知道她这个卖冰棍的是很讲卫生的。
她们都推着一辆小小的带箱子的手推车，不管车子是什么形状，都漆成白色的，再用红色的油漆写上“冰棍”两个大字，也有的车上只写一个“冰”字，这样更简洁、更醒目。冰棍箱的门都是开在上面，打开后你会看到一层隔温用的厚厚的棉被，也必须是白色的，据说白色的不吸热。掀开白色的被子，里边就是用硬纸盒装的冰棍了，每盒装二十根，整齐地排在那里，丝丝地冒着凉气。当然也有更讲究的，就是在棉被里摆上几个大口的保温瓶，把冰棍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可以减缓它化掉的时间，不过那玩意太贵了，一般卖冰棍的老太太买不起，我也是很少见到。
那时候冰棍的品种并不多，不像现在路边小卖部冰柜里的冰棍有几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那时候最受欢迎的品种只有三个：奶油冰棍，这是高级的，五分钱。另外两种就是小豆冰棍和红果冰棍，都是三分钱。奶油冰棍最好吃，那时候的牛奶是真正的牛奶，三聚氰胺这种高级添加剂可能还没发明出来呢。奶油冰棍咬上一口，就立刻有一股浓浓的牛奶味带着清凉、带着甜蜜，飘进嘴里，飘进嗓子里，飘进肚子里，那个感觉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不过我们买奶油冰棍的时候并不多，只有在获得“意外之财”时才敢奢侈一回，五分钱一根毕竟太贵了！再添一分钱就可以买两根红果或小豆的了，只有“土豪”才傻乎乎地吃奶油冰棍呢！
在红果和小豆当中，我喜欢红果冰棍。一是颜色漂亮，红嘟嘟的，看着就馋人。而且红果冰棍的味道特别爽口，甜甜的，酸酸的，凉凉的，吃上一口，浑身上下都爽得不行！
那时候的冰棍没有现在这么多添加剂，所以冻得特别结实，如果赶上老太太刚从批发站批回来的那种，一口下去，也就是咬一个小白印子，根本咬不下来。可咱心里馋啊！等不得冰棍能够咬动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就会伸出舌头去舔，一下、两下、三下……舔得舌头都冰凉冰凉的，浑身的暑气顿时退去，一股清凉的感觉顺着舌根流便全身。尽管那种吃法很不体面、很不绅士，但却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后来我们生活好了，不那么困难了，但我的这个陋习一直没有改变。即便是现在，如果身边没有人看着，我依然会这样舔着吃冰棍，体验当年的那种幸福感和快乐感！
那时候的孩子兜里没有钱，有时候只有二分钱，买不了一根冰棍，咋办？没关系，可以两个孩子凑钱买一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联合出资”。
买回来后怎么分呢？
简单的办法是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但这样不公平，嘴大的吃得多，嘴小的就吃亏。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冰棍上用手指甲划一条线，按着线来吃，就不会“吃过嗦”了。但这条线的划法学问可大了，出二分钱的应该吃三分之二，出一分钱的吃三分之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请注意！那时候的冰棍是上端小，下端大的，简单分界肯定会造成某一方的利益损失，所以每次划线时，都是一方操作，另一方探着头仔细盯着，划得不公平就得通过谈判，重新划线，否则就难免会发生争吵甚至爆发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那时候的冰棍厂家也不同，一种是“公家”生产的正规冰棍，好像是“北冰洋牌”吧？卫生标准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厂家标志的，小作坊制作，质量就不敢保证了。那时候孩子们经常开玩笑地喊：“冰棍败火，拉稀别找我！”说的就是这种冰棍。
我忘不了冰棍的美味，更忘不了那些卖冰棍的老太太。
那时候不是谁想卖冰棍就可以卖的，只有那些家里生活困难的人，向街道居委会申请获批后，才有资格上街卖冰棍。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卖冰棍的老太太都是面容有些憔悴、脸上笑容不多的老太太，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老太太在卖冰棍的。
如果赶上天不是很热，冰棍卖不掉的情况，她们的脸色就更加阴郁了。那时候没有电冰箱啊，冰棍剩下了，化了，钱也就没有。我不知道卖一根冰棍有几厘钱的利润，如果化了一根，恐怕好几根冰棍的利润就没有了。每到这个时候，她们的吆喝声就更大、更频繁，声音中带着焦急和凄凉。
我们每天放学的时候，是她们卖出冰棍最后的机会，因为这拨学生过去之后，天也就晚了，买冰棍的人就更少了。这个时候她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兜售。甚至临时性降价，推出诸如“五分钱两根”“两分钱一根”之类的大减价措施。
即便如此，我也很少买，因为兜里没有钱。
每当这时走过冰棍车时，看到老太太们那失望的神情，我往往有一种内疚的感觉，恨自己买不了她们的冰棍，帮不了她们。
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有了钱，我把这些冰棍全都买了，让老太太们高高兴兴地回家。然后我把这些冰棍送给我们班的同学们吃，那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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