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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并荣获意大利卡佛文学奖。因为作品的意义影响深远又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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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但他的作品以精致、纯净细密的叙述见长。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那么，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是如何谈论写作灵感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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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的开始五花八门，有主题先行，也有的时候是某一个细节，一段对话活着一个意象打动了我，促使我做到写字桌前。《活着》来源于我听到的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于是我决定写这样一本小说，写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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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贵最早来到我脑子里是这样的—— 一个老人，在中午的阳光下黎田，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皱纹里嵌满了泥土。而许三观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时候穿着一件棉袄，纽扣都掉光了，腰上系着一根草绳，一个口袋里塞了一只碗，另一个口袋里放了一包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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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许三观卖血记》，最早是这样的，大概是在1990年，我和陈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泪流满面地从对面走了过来，我们当时惊呆了，王府井是什么地方？那么一个热闹的场所，突然有一个人旁若无人，泪流满面地走，这情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胖若无人的悲哀！我们不断地猜测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也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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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我对陈虹说起我小时候，我们家不远处的医院供血室，有血头，有卖血的，陈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老人会不会是卖血卖不出去了。他们以卖血为生，如果不能卖了，那可怎么办？我想，对，这小说有了，于是我就坐下来写了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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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旧信封上做笔记。象《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都写满了一堆旧信封，以前创作的时候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叙述者就像全知的上帝。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着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比叙述者的声音更丰富。我的创作过程，其实就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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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澜一起散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沈从文先生。问起先生小说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字：贴。就说贴着人物写。这个字说的多好！贴——就是源源不断地去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以为越来越亲密的朋友那样，因此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认为的要丰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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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灵感和人物后，需要作家下功夫的就是细节叙述的清晰和真实。比如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他的而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叙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孩子们都愿意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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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说中有遮掩过一段，就是有庆死后，福贵瞒着家珍将有庆埋在一棵树下，然后他哭着站起来，他看到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友庆生前每天都在这条小路奔跑着去学校。这时福贵再次去看这条月光下的小路，我感到必须写福贵对小路的感受。如果不写，作为 一个作家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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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何去写？说月光下的道路象河流一样，闪烁着苍白的光芒？如果这时候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显然是太不负责任了，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意象，我费了很长时间，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意象——盐。我这样写道：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象是洒满了盐一样。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盐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又符合他当时的心情，就像往他伤口撒了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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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生命没有绝望，活着就是希望。创作没有绝望，动笔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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