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当今的天下有什么弊病呢？就是一件政策开始的时候制度没有建立，到完结的时候也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怕不能成功，所以就逃避也就不能制定政策了。凡是一般人的情感，一开始做发现没有成果就怀疑，再了就是厌倦，再三如果还不成功就走开了。当今世上的人士，互相观望而不肯付诸行动的原因，不是他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的才能谋略不如他人，而是怕尽力付出也难成功也就不再建立制度了。却不知道其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过错就在于没有建立制度、如果能建立好制度就能成功。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今天的国家有三个忧患而始终不能解决，这些忧患追溯发起的时间，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自从宫室宗庙的劳役开始多了起来，钱币茶盐的法律制度被损坏起来，又加上军队建设，从此国家经常忧虑没有资财。就在这五六十年间，民间出现往来谈论聚众议论的，朝堂之上出现要求变法改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利，这些人和事多得数不过来，而最终结果财利还是没有增多。自从澶渊战役以来，北方的虏寇虽然求和，而结果是我们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之后又重复发生了西羌的军事改变，从而边陲不得宁静，两个敌国愈加骄横。使用主动出战却不能取得胜利，使用坚守却不能牢固，从此国家也就经常忧患没有战斗力了。五六十年间，民间出现往来谈论聚众议论的，朝堂之上出现要求变法改制，目的是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这些人和事多得数不过来，而最终军队还是没有强大起来。自从选拔官吏制度越来越严格，致使一些基层官吏因为受到法度的限制，而志向不是求取功名。考核官吏的绩效成果的法度损坏，而贤明的人也无所帮助，不按规矩办事的人也不害怕，所以国家常忧患没有得力的官吏可用。五六十年间，民间出现往来谈论聚众议论的，朝堂之上出现要求变法改制，目的要选拔官吏，这些人和事多得数不过来，而最终也没有选拔到合格的官吏。财利没有多起来，军事没有强起来，官吏么有选拔上来，是真的不能做到吗？所以我说：“就是一件政策开始的时候制度没有建立，到完结的时候也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怕不能成功，所以就逃避也就不能制定政策了。”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所说建立制度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的规划筹谋已经预先确定了。古代的君子，必须是首先确定规划筹谋，而后才开始行动做事，所以你应许的必然是有人等候的，所以最后的成果必然也有所改善。大部分人认为事情复杂散漫而不知道原因，而君子却认为理所必然的事情。如做好的饭没有不熟的，种好的庄稼没有不生长的。这就是用力很少而能快速成功的原因。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古人子太叔向子产请教治国的方法。子产说：“治国理政就如农民种地一样下功夫，日夜操心，一开始就思虑如何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凡事从早到晚去办理，细想然后再去做，如农事一样有次序。”子产认为不考虑好就去行动，与一切行动都超出细想之外的一样，就如做农事不讲次序，开始做虽然很勤奋，而最终必然也是放弃。现今如果富人营建房屋，必须先要计算他财力的多少，然后制定房屋要修盖的大小，等到内心已经决定去做这件事了，然后才选择做工优良的工匠最后确定一人，必须明确告诉他：“我将要建造房屋所少，大概计算一下要有木材多少？用多少工人，多长时间能够完工？包括一些建筑原材料，我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个做工精良的匠人也要必须告诉说：“使用那里的木头，使用那里的石头，使用材料和工人多少，到什么时候就能建成。”房屋主人全部遵从他的话。到了确定的完工期限也就见到成果了，不但成功还没有不当的地方，这就是因为提前规划筹谋好的结果。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今天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都有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皇上要这样做的目的，使得各怀心事。好大喜功的想称王，好争权夺利的想称霸，想要得过且过的想要停止工作。执法的官吏所到的地方，就实施刑法牢狱，那些善于聚敛钱财的臣子，就把财物当成急切的事物。人民也不知道他该如何做是好了。等到发布了一项政策，都说是暂时尝试实行，这项政策有用与否，都是不可知道的。前面的政策还没有见到有利还是有害，后面的政策又发出了。而今天所说的新政，听到刚开始的议论，岂不是应该很美而且很快乐的事吗？然而自从在天下公布这项政策后，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就是规划筹谋没有提前确定啊。一项政策用还是不用完全出于个人的喜好和厌恶，而废除还是推广完全取决于拥护的人多人少。所以本来很全面的好政策，因为一些很小的不便利而废除了；能带来百年忧患的不好政策，因为一些很小的利益而不顾仍然施行。所用的人没有固定的职责。而他们发布的政策也没有成效。这就犹如行走千里不带粮食而凭着向路人进行乞求；治病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药，而把所有药尝试一遍，把侥幸寄托在一个事物当中。这样做，想要把三种忧患取出，是不可能得到的。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古人姜太公分封治理齐国，周公旦分封治理鲁国，到了数十代以后，他们子孙的强弱，所在国家风气的好坏，都可以早就能预料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国家施政教化政令统一，不会朝令夕改，那么顺势就可以有为了。管仲辅助齐桓公，自从开始治理国家到最后称霸，他所实施设立的，都有方略法度。等到他成功了，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到今天也是可以学习和复盘的。咎犯在晋国的时候，范蠡在越国的时候，晋文公、越王勾践都曾经想要利用全体民众的力量，而这两个臣子都认为时机未到，还不能用，等到他们认为可以使用的时候，一举打败了楚国灭掉了吴国，如暂时寄居在家里的邻居一样随时能够取得胜利。这样结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见识非常英明而且策略非常成熟的原因吧。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在当今社会上，也有号称见识英明策略成熟的人士，这些人士争着说道：这样做钱财就多得了，这样做军事力量就强大了，这样做就能选拔到官吏了。我按照能够施行的方法提前规划筹谋，要勇敢地提出政治主张，然后要专一坚守这个主张，最后就能达到最强大的效果，无论白天黑夜都是追求符合那些规划筹谋好之内的事情，并且没有做出超出规划筹谋之外的事情。这种人专一，这种政策统一，如果还不能成功，是从来不会有的。财政不够多，军事不够强，官吏选拔的不够好，这三种现象，是一个政权存亡所在，是天下的大事啊。一个国家的所有大事，只有一个人决策，独裁并且都要发表意见，那么他治理国家的三个方面的策略，它的得失就不可知道结果了。虽然不知道结果，但是可以知道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决不可能治理好的。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 lì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mào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所以说不可以没有策略。他的策略不是难以知晓就是难以听到，不是难以听到就是难以推行，不是难以推行就是难以出现成果。孔子说：“积极谋划、争取胜利。”如果善于谋略而不能成功，不如没有谋略。世上有一个爱好铸剑的人，聚集了天下最好的金属材料，用了三年的时间才铸就了一把剑，认为我这把剑天下无敌了，剑成后这人暴戾凶狠，最后有了缺口折断，也就不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只知道铸造使用而不知道收回保养啊。今天国家如果需要做成一件事情，即便再小，而真正想把它做成功的常常不过是几个人，想要不成功的人常常是很多人。可把事情做成功的原因常常很难确认，但是不能做成功的状况常常乐意提前预见。朝廷上的人尚且迷乱而没有自信，又怎么有闲暇去收回保养呢。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yīng ]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yǎn)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qiè ]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古代的人，就有那种迎难而上去图谋更远大目标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这并不是说像圣人那样有特别的地方。商鞅在秦国主导变法的时候，冒犯着众多人的愤怒，排解着全国人对他的评论，形势是如此的对他不利啊。苏秦要让所有人都跟从他的主张，把天下不同的意见合成一个相同的意见，联合六国百姓之间的疏远而成为亲近，他们的策略是如此迂腐啊。淮阴侯韩信向汉高祖刘邦申请，请求带领三万人的军队，想要以此向北攻占燕赵两国，向东攻击齐国，向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在向西和大部队在荥阳会和。耿弇也向汉世祖刘秀进言，想要首先占据渔阳，然后攻取涿州，进而收取富平，再而向东拿下齐国。汉世祖刘秀认为说得太简单很难达到目的。这都是越过别人家的都城而要谋取人家的国家的策略啊，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吗。然而这四个人做起事情来就非常容易的达到目的。策略从他们口中说出，从他们手里成功，认为这些都是向君王承诺的事情，必须亲手带领完成回来向君王交还。今天我要以现拥有的一切，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又没有违背天下人的意图，并不是有需要的人来做而后才去准备，如果有财力就自己使用，有儿子就自己教育而已。然而政策从国家发出，发出而没有成果这件事，已经有五六十年是这样了。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知道发出政策而不知道如何收回吧？不是不知道收回，难道是因为散漫而没有可收回的？所以要这样说：先要确定事情的规划筹谋而后才开始行动。先能确定这件事，就可以谋划用人。不能先确定的事情，自己的谋划常常拿不出来，何况去谋划别人呢？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并且今天的世俗社会，就有很多让人忧虑的事情，士大夫因为信服朝廷而毫无怀疑，但是却好议论而误解皇上的意图，使他就迷惑是非，而不知道他应该如何去做。服从他人意见，那么事情做起来也没有自己可做的，不服从他人意见，那么做事情的人也常常因为很多原因而容易失败。所以存在多种因素而容易失败的原因，是人们各自保留隐私而去违法乱纪。议论在基层很多，幸亏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能力的人。富人只为谋利也时常能够获利，世人以为这是人家的福气，其实不是这样。那些富人，被人信任已经很深，被人佩服已经很久，所做的事情没人怀疑是害他的，所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人怀疑是不对的，事情还没有做成但是众人已经把事情先做成了啊。事情一旦开始行动要有形势，当做成的时候要气势。那些富人，就是乘着事情的形势并且沿袭着事情的气势啊。要想事情容易成功，就是先要做好如何让天下人信服。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天下的事情，不可以使用强制而成功，既然强制不可成功，就不如服从大众。服从大众，并不是要服从众多的意见，而是要服从那些所然没有说出但是共同都能认可的意见，这才是真服从大众哦。众多的议论并不是真正大众的声音，我耳朵听到的还是来到我面前的，从来没有不是说私人事情的。对于我来说是大众，但是对于天下人说是少数人。那些众人不说但是都认同的事情，众多的议论，都会提出不乐意的。以众人口中的不乐意，而放弃众人不说却认可的，那么乐意的人少而不乐意的人就多了。古代的人，常常利用服从大众而得到天下的人心，而当今的君子们，常常因为服从大众而失去人心。不知道古代的人，他所服从的意见，不是从他们口中的意见，而是他们所能认同的意见。拿什么可以可证明呢？世上那些违背众愿招集怨恨的不可以施行制度，没有比减少保举任职官员制度了。然而不顾这些反对意见而施行这个制度，已经五六年了，而天下未曾有一个人提意见。为什么呢？是他嘴里说不乐意，但是心理却认同这件事啊。服从大家认同的意见去做事情，如果还有提不同意见的，就可以不体谅轻信这种人了。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所以要作这样的结论：“要勇敢地提出政治主张，然后要专一坚守这个主张，最后就能达到最强大的效果。要知道能做好这三件事情，并非单单为了治理我们国内的忧患，即便是向北攻取契丹也是可以的。”
读后诗曰：
规摹先定易成功，好发难收无善终。
天下治平非力胜，守专勇立德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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