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今天得空,谨以此文怀念。
她是才情纵横的文士,是世事洞明的哲人;她差不多跨越了两个时代,看遍这人间的冷暖;她是自由主义倡导者,但为爱嫁入传统家庭。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她因为在南方没有名额,不得已选择了其他学校,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在心中消逝,大三的时候,跑到清华借读,远了自己的清华梦,也是在她的坚持下,她才遇到了此生挚爱。
母亲曾打趣她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1932年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她与钱钟书偶遇,一见如故。
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她亦答道:“我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人书信往来,越写越勤,甚至一天一封。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牵手走入婚姻围城。他们棋逢对手,互相倾慕。
胡河青曾赞叹: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闸自鸣;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看似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杨绛在学生时期就是特别受异性欢迎的女孩,她的一个室友甚至总结了杨绛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相貌好、年纪小、功课好、身体健康、家境好。
但遇到钱钟书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也不与其他男孩暧昧。
她有个特别有名的追求者,叫费孝通,是写《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杨绛和费孝通是中学同学,还是大学校友。杨绛明确地拒绝他的追求,划清界限:
“朋友,可以。但朋友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会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如果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无可奈何,值得认清现实。
直到晚年,费孝通还常把杨绛称为是自己的初恋。而她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不太乐意。但人家都来了,总不能拒之门外。后来,费孝通离开的时候,杨绛送他下楼,费孝通年纪大了,走得有些艰难。
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在知难而上了。”
此话一出,费孝通彻底明白了,在杨绛的爱情里,永远只容得下钱钟书一人。哪怕斯人已逝,也没有人可以取代其位置。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其实,钱钟书和杨绛并非门当户对。虽然同出生于书香世家,但钱钟书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杨绛家则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此外,钱钟书和杨绛的性格也相去甚远。
钱钟书个性倔强,率真直爽,感情热烈,甚至有一股痴气甚至傻气在,闹起来就像个孩子。
但杨绛温和低调,冷静识大体,从来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爱的一切。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钱钟书是出了名的生活白痴,这样的男人特别需要人操心,不少妻子会喋喋不休地抱怨。但杨绛却从未批评过他,反而觉得他笨拙得可爱。
钱钟书没有方向感,分不清东南西北,穿鞋不分左右,鞋带总是系死,筷子也用不好。
有一回,在牛津,他从公交车上下来,还未落脚站稳,车就开了,他栽倒在地,满口是血。他居然不知道去医院,用手帕捂着嘴往家里跑,找杨绛帮忙。
杨绛坐月子,没办法照料他的起居生活,钱钟书一下子乱了阵脚。天天都像个孩子一样跑去医院向杨绛低头认错:
“我做坏事了,打翻墨水弄脏桌布。”
“我又做坏事了,把台灯弄坏了。”
“我又做坏事了,门轴坏了门关不上。”
钱钟书母亲曾说:“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世人大似都觉得钱钟书比杨绛名气大,其实在文化圈,杨绛更早出名。她的四幕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后,名声大噪,钱钟书常常被人唤作“杨绛的丈夫”。
但杨绛却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最美好的爱情,大抵是这样,彼此付出,彼此欣赏,彼此成就。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而后不久,女儿钱瑗也住进一员,全靠她一个人在撑着。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父女二人的相继离世,对她打击很大,但她仍坚强地走过来,她内心之强大,让人肃然起敬。
她在《我们仨》曾写道:“我们仨就此失散了,现在就剩我一个。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从此,她独自一人,守着安静而充满回忆的家,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她一一整理、出版。
从2001年起,以全家三人的名义成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一颗闪亮的星星陨落了。但她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
先生之才,我辈望尘莫及。
最后,用先生的话做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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