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枕传奇梦中人

习习的晚风吹过洛杉矶，那是沉重的一九九五.

在这一年的9月8日夜（中秋节），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公寓内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

这个孤傲的女子终究还是走了，带着她这一生满腹愁思，伴着她的骨灰，一同洒向大海，洒向那荒凉的人世。

“死后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撒向空旷无人处；遗物全部寄给宋淇先生。”这是张爱玲留世的遗嘱中主要的几条，看了之后心中不禁一阵唏嘘。我不忍相信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地说着出名要趁早，说着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的女孩最后变成一个离群索居，孤独终老的暮耋之人。

快乐来的痛快，但也它走得也痛快。

年少的成名纵使她感受到了名利的欢愉，可终究不能填满她心中的虚空。

她一直是个不幸的女孩，不曾享受过过多的爱的呵护，不曾体会到过多的家的温暖。她的一生其实一直都在寻找一种爱，一种能温暖她，包围她的爱，如同阳光洒在身上，那种简单的慵懒幸福。

因为她，张廷重，黄逸梵，胡兰成，赖雅这些本来随黄土而去的人，被人们多次提起，多次研究，在不多的岁月中因为她多了传奇的一笔。

所以请您暂时放下您手中的琐事，轻拂您烦躁的内心，与我一起，走进她，走进一个女子孤寂的一生。

半杯水

父亲母亲―合家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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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圆，我一直在追求的半满幸福……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说过：“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回想张爱玲的童年，虽不算完全幸福，但也有过幸福的回忆。

每天早上，张爱玲都要被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趴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睡眠惺忪的母亲背诵唐诗，与母亲逗乐一番。下午则是认字时间，据说认两个字就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这对张爱玲来说可是每日的小确幸。一到中午，张爱玲就穿着白底小红桃红短纱衫，大红裤子，到后院去，搬上小板凳坐在阴凉处，一边喝着满满一小碗去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一边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谜语书。闲惬时便逗弄弟弟，与弟弟的保姆张干斗智斗勇。

抑或是在旁边看着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伯母在一起谈笑，看着她们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候张爱玲，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后来弟弟张子静在回忆录里也说到：“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是一个女孩由衷的心声，这也是一个孩子对家最简单的愿望。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在她10岁之后就破灭了。

1930年，在一纸离婚协议书下，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

根据协议，张爱玲和弟弟归由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得征得母亲同意。

岸边鱼

父亲的家―心灰意冷的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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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以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吃吃喝喝，懒懒散散。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样的时候不多，更多的是斥责打骂。

但由于入学，所以张爱玲在家呆的时间不多。

可就在1934年，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藩嫁入张家，继母也是个瘾君子，于是家里经常充斥着鸦片的烟雾，昏暗，阴沉，让人昏昏欲睡。

张爱玲在母亲离去后本就不喜欢这个家，继母的加入更增强了她对这个家的厌恶。

于是在张爱玲向父亲提出想要出国留学的时候，这场战争彻底打响！

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显然是生气了，张爱玲不知所措，只能干站着，最后，父亲竟一下子从烟塌上跳起来，把烟枪直接摔在地上，对着张爱玲破口大骂，继母不禁不帮忙，还从中挑唆，加剧事态的发展。

父亲的态度，让张爱玲心灰意冷，她只好暂不提此事，请求到母亲家住两星期。待她再回到家里，迎面就遇上了继母阴沉的责问，还伸手打了张爱玲。

这一巴掌，激起了张爱玲沉积已久的怒气，还未等她还手。继母就一路锐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奔上楼上，恶人先告状。

喊声在空气里回荡，四下似乎顿时静止凝固，她心里分明地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她的感官顿时特别清晰：“在这一刹那，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桌，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

接下来就是一阵毒打，张爱玲被父亲打得几乎神志不清，在一顿暴打后，父亲又把张爱玲囚禁起来，并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这时候，往日仅仅给她颓丧，雾数之感的家露出了另一重要面目：“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得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就在被囚禁的时期，张爱玲得了疟疾，险些死去，这期间，父亲的绝情更加剧了她出逃的欲望，对于这个家，她已经心灰意冷。

于是就在一个冬日的夜里，她找准时机，拔出门阀，闪身出去―她成功了，她成功了！

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水中月

母亲的家―罗曼蒂克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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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就像水中的月亮，远远望去非常倚丽梦幻，但如果真的走进去，亲身接触，那虚幻的美丽就会破灭，只剩下一阵波浪孤零零的摇在水面上。

从父亲家出逃后，张爱玲便到了母亲家，她本以为的温暖爱的巢穴，在短暂的出逃的兴奋后，又陷入了一种更深的不安。

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她的内省倾向，她的过度敏感都妨碍她毫无顾虑地走入她仰慕已久的，对于她应该是明亮、亲切的所在―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张爱玲曾说过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可是再浪漫的爱也禁不起现实一次次的消耗。

首先，是经济原因。张爱玲初到母亲家时，母亲就提醒过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当时，张爱玲正被自己的激情所鼓舞着，所以不假思索地表示不后悔。然而在残酷的现实中，张爱玲逐渐感到金钱在渐渐消逝着母亲对自己的爱。因此她在《童言无忌》中说道：“向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这样的难堪给张爱玲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以至于后来她一再强调她对金钱直率的立场，并写下这样一行警句：“能够爱一个人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当然，她对母亲爱的消散，不可能光是因为零用钱，最关键的还是张爱玲没能如她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淑女。

身为一个新的时代女性，母亲一直想要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为此，她给张爱玲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学做淑女的另一种说法。张爱玲要接受的基本淑女训练有：“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眼色、点灯后记得拉窗帘、照镜子记得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她不能让母亲满意的地方。她对于淑女的学习表现出“惊人的愚笨”，让母亲感到惊奇和不满的连缀。她不断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母亲的鼓励，反而是她的愚笨使母亲一再流露出失望，怀疑和不耐烦。有一次，生气的母亲甚至对张爱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可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张爱玲觉得母亲开始放弃自己了，开始对自己失望了，这让她在母亲家里的处境更加尴尬了。

而她一向骄傲的文学才能也得不到母亲的任何鼓励，这使她的自信心极速下滑很快滑向了它的反方向―自卑：她所自持的一切现在被认为是不足以为凭附的，那么除以此外，她还有什么？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是一个废物。”

母亲的两年计划失败了，张爱玲不无怨言地说：“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论衡以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无论是在哪一个家：环境给予她的性格发展的指向都是一致的：朝着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路上走，而孤独与寂寞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她早年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

父亲和母亲的家都不复温暖，张爱玲把自己对未来的期望都寄托到出国留学这一梦想上。

为此她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就在要向梦想靠近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于是，张爱玲拿着同一张成绩单来到了香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未完待续……（太懒了，不一定更新）

张爱玲：她比烟花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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