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修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欧阳德来信说：“老师说：‘为学一辈子就只是干一件事，不论是有事还是无事，都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养的功夫，那就将为学的功夫分成两件事了。’我认为当感觉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不能做事的，那就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加以存养的就是致知。如何说是两件事呢？如果事情突然就来了，不容不做，即便是精力有点衰弱，只要稍微振作一下也能坚持下去，就像孟子说的以志帅气力。但是说是要行动，但最终还是诶呦力气了，把事情做完，也精疲力尽了，那不就泄气了吗？这种事情的轻重缓急，良知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你迫于事情的形势，怎能顾得上自己的精力呢？或者受困于自己的精力，怎能顾得上事情的形势呢？怎么办才好呢？”
【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以不为无益。但作两件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有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王阳明回信说，“宁可不做事，也得下存养的功夫”这句话跟初学者说说倒也无妨。但是，要是做两件事来看，那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这个事不是学习工作具体的事，而是时时下存养的功夫。那君子之学终身就是指‘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的意思，心得其宜就是义。能够致良知就是心得其宜，所以‘集义’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酬多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过程中的斟酌和思考，无非是致良知，求得心安理得而已。所以“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如果所做的事情超出自己的能力范畴，那就不能致良知。而凡事“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那就是可以致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做事，都要下存养的功夫”，那就是先有了功利之心了，计较成败的好处，而做爱恨的取舍，那是将不做事作为一件事，培养作为另外一件事，这就有了内外之分，自私用智就是义之外，就有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这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得心安理得了。
所以说“振作起来坚持下去，事情完了就精疲力尽”，又说“迫于形势，受困于精力有限”，这些都是把为学的功夫看成两件事了，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凡是学问的功夫，一是至诚，二是虚伪。至诚精一才是致良知，三心二意就是虚伪。《大学》里说：有诚意的人，就好像讨厌恶臭，喜欢美色，自己心安快意满足。你有看过讨厌恶臭和喜欢美色需要鼓足勇气吗？受困于精力而不能讨厌恶臭的吗？曾经有过迫于事的形势而不能好美色，困于精力而不能讨厌恶臭的吗？知道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自己的病根了。
至诚下的是精一的功夫，精一就是一心一意，做事以求心安理得。所以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位，让自己的干的事情符合良知的要求，不需要刻意去培养。一旦有了私心贪念，就会比较得失，就会透支自己的身体甚至良知，那么我们就不是用良知来牵引自己了，而是用私心牵引自己。我们经常说别昧着良心做事，那就得时刻存养，才能给我们加预警天网。我们也经常说，不要为了工作，透支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透支自己看似有事业心，实际上是私心。致良知就是天道的平衡，好色恶臭都是良知自带，不需要刻意努力，跟着良知，我们会自发自动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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