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有人说，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其实不管是谁创造的，都必须加上后半句，历史的脚本是造物主写的。我想，这应该就是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揭示的真相。
《中国大历史》刚开篇就亮出下面这幅图
十五英寸等雨线
十五英寸等雨线，一英寸等于25.4毫米，十五英寸等于381毫米，水是生命之源，水多水少直接导致不一样的草木植被，进而影响生活其中的人类。
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地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简言之，这条十五英寸线将现今中国版图分为两个世界，东南边是传统中国，另一边是游牧社会，而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两大力量的争斗史。
可以看出，黄仁宇先生选用地理因素来写约三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是很多历史学家、人文学家的选择。比如在《轻炮、病菌、钢铁》一书中，身为演化生物学家的贾雷德.戴蒙德揭示，是环境因素塑造了历史形成，而不是种族主义等其他。因为当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尺度来会看历史时，地理气候的因素确实是起决定性的，我对此深表认同，从人类有记载到十八世纪，人类社会都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看天、看地。
天上落雨多少，地上土地贫瘠肥沃，造成十五英寸等雨线两边不同的生存环境，进而决定了两边人群选择不同的社会形态，内在进化方式和对外竞争方式。
东南边的传统中国，选择了中央集权、周孔礼制。这种选择发生在周战胜商，公元前1046年，可谓是中华文明的幼年时期，但又所谓“三岁看到老”，周取代商决定了之后传统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面。黄仁宇在书中说：
“有时即使历史学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周的权力继承规矩是父死子继，谓父亲死后，由其子继承其一切特权。课本说，父死子继是古代实行世袭制的核心，我说，这更是中央集权的核心，要想实现父死子继，就必须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王）身上，当王死了后，无论王的儿子（继承人）是年富力强还是襁褓幼儿，无论是智商出众还是愚蠢，法理都必须继承大位。相较商的“兄终弟及”，周的“父死子继”将中央集权向前推进一大步。
周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前武后，姬发是周朝的开国之君，死后被谥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可其父亲西伯，被追谥为“文王”，意为温和谦让，有大家风范。文治胜过武功，周朝确定了中国政治的价值观，如有人公开口头上抑文扬武，则是政治上不正确，必遭口诛笔伐。
就我看来，就中国数千年历史，除了周代商有其偶然性，在周及周之后中国所有政治大事均有规律可循，有其必然性。
当周朝建立之后，东南面传统中国的历史关键字是“生”，多子多福，不停地生，人多了资源不够了，就向东南边迁徙、扩张，一直到海边没法再扩张为止，人过去后将生活方式、文化科技也带过去，中国的范围也从黄河中游扩张到江淮流域、珠江流域，人群不停地迁徙、定居、农耕。
而在十五英寸等雨线的另一端，是大草原、是大戈壁，土地单位产出低，易攻难守，于是人群选择了游牧部落的社会形态，有意思的是游牧部落一般采取“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方式，与商类似。合理的解释就是草原上军事征伐频繁，作为首领很多时候需要亲上战场冲锋陷阵，因此年富力强的首领弟弟较黄口小儿更有优势。如果将等雨线两侧不同传承制度作比较，可谓是：父死子继乃长策，兄终弟及可救时。
生物学告诉我们，当一个种群存在之后，扩大种群数量成为该种群的生存最高目标。游牧部落也不停生生生，人口多了资源不够了，就得迁徙找资源去。游牧部落不事耕种，习惯“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对游牧部落而言，十五英寸等雨线另一端的人及财物也是机械作用的对象，劫掠在他们眼中，而不会造成任何心理上的不安。对传统中国而言，等雨线西北外的蛮荒之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为这些土地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但所以往往是西北面主要进入东南，传统中国进行反击，很少有主动出击的，即使是主动出击，也属于先发制人的防御战。
两边开打，拼的是综合实力，人力物力财力的全面竞争。历代中原王朝不断推陈出新，变化花样，提高战争动员能力。汉代的税收改革、唐代的均田制府兵制，如此等等。在讲述这些历史的时候，黄仁宇先生对两次变法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
北宋商业发达，但军事羸弱，一代名相王安石鼓动变法，想以金融管制来掌控国事，最终失败，实因“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项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宋代官僚）所处的时代”。
对于明史迷扼腕痛惜的张居正，黄评价到：“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严格地奉行节俭。”
既然开打就有胜负。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是在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时代，即使出塞的军队战绩再辉煌，游牧部落永远打不绝，一个部落衰落了，百十年后一个新的部落又兴起，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其实如果以动物来比喻的话，将之比喻为海星更为妥当。如果你把一只海星的脚弄断，它会再长出一只新的来，而那只断掉的脚则会长成一只全新的海星。从这个角度看，中原王朝要彻底剿除西北边患的可能性为零。
海星型组织生存能力强，但其盈利水平低，不能满足组织越来越大的发展需求。所以一旦海星越过十五英寸等雨线，没有被打跑并且在新地方常驻后，这只海星往往学习中原王朝，正所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改变自身的组织形态，向中原文化靠拢。于是海星变成了蜘蛛。蜘蛛就是中原王朝的特征，想想蜘蛛有什么特点，把蜘蛛的头砸扁了，蜘蛛就完蛋了，所有的腿都不动了。想想明末崇祯帝吊死煤山后，明朝灭亡的速度吧。
海星变蜘蛛的事在历史上发生多次，南北朝时鲜卑变为北魏，唐末契丹变为辽，宋时金国等，蜘蛛变为海星也不少见，比如战国末期、三国时期、唐末北方藩镇，当十五英寸等雨线两边为海星VS海星时，边患反而没有那么严重，你可以说是西北外的游牧部落实力弱的原因，但我更倾向于抵抗方式的不同。
这样看来，中国大历史是围绕那一条十五英寸等雨线而展开的，那这一条等雨线就没有失效的时候嘛？有，到了清代康乾之时。
明末开始从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到了清乾隆时期普遍种植，十五英寸等雨线西北边的土地有了利用价值，大量移民越过等雨线，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生存模式。
传统中国的王朝更迭方式至此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不再只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国史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