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有大量的描写表现女性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的作品，作品中的女性，有的光鲜华丽，有的凄凄惨惨；有的独立刚强，有的懦弱隐忍；有的烂漫无拘，有的恪守妇德……他们虽然性格生活迥异，但却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她们每个人身上都刻下了地域文化的烙痕，每一个地域的女性她们的思想性格往往趋于近同，并与其他地方的女性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当我们横向思考对比各地域女性的思想特点时，就很难不去探究，这所谓的“一方水土”其有别于它处的根源在哪里？这差异产生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有待我们发掘的东西？下面我就将从分析《诗经•国风》中的各地域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入手来探讨一下上诉问题的答案。
《诗经》中最鲜活而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该是《郑风》中的女孩子们。她们无拘而自由、热烈而健康、欢快而明朗，她们身上洋溢着的是先民野性的生命力，那是最接近自然的，不加任何人工雕饰的本真状态。她们所吟唱的是一曲曲无拘的心灵颂歌。
她们爱的直白，真切而热烈，从不掩饰心底的喜怒哀愁。像《郑风•风雨》里女孩子看见心上人时幸福的歌唱，那喜悦已经使她忘记了所有的风霜雨雪，只剩下了歌唱的心情：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再有如《郑风•褰裳》里那个泼辣大胆的爱情通牒：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骂得越凶，爱得才越见热烈。你要是还想着我，我撩起衣服就过河去找你；你要是不想我，我就去找别人。想必那女主人公说出这话时必是涨的面颊绯红，泼辣烈性可见一斑，爽利痛快也颇具魅力。不过看其第一句话的急迫心理，就知道其第二句，存系气话逞强之语。怎放得下呢？这不过是她欲擒故纵，以退作进的手段。少女的心早就炽热如火了，不过要激一下对面的“狂童”，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是怎一个率性了得？郑振铎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它写出来。”[1]
再有如《东门之墠》中：
东门之墠，茹芦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这是一首男女一应一答的恋歌，“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我怎么不想你呢？可你为什么不靠近我呀？那闺中少女的答话，恐怕是连现在的女孩子说出时都会脸红的吧！这是多么不加掩饰的表白呀！
当然，她们偶尔也会碍于父母兄弟之意，说出些违心的话，如《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看似句句是拒，实则句句是招，句句是不舍，是爱惜 ，表白得既坦率又含蓄，女主人公其实在用最婉转的语调告诫爱人怎样来保护它们之间脆弱的爱情，怎么办呢？父母兄弟之命不可不从，而爱人又割舍不下，话说得还要分寸得当，深一份像是决裂，浅一分又怕他不明白，只有小心措辞，婉转地倾诉，甚至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轻微低弱了。如此隐蔽的爱，如此小心谨慎的爱，也真难为这位姑娘了。但即使这样艰难，也阻挡不了少女的爱情。
《郑风》里的姑娘们身上涌动的是一种率真的，呈现勃勃生命力的可爱，《子衿》里的女孩子在焦急地等待赴约的情人；《丰》里的女孩因为没有答应情人的要求而患得患失，后悔不迭；《萚兮》里大胆率性的姑娘们在邀请男孩子们唱歌……在郑风的这些诗篇里你感受到的是浓厚的生命力。
同样年龄段的女孩子在《诗经•周南》中也不乏描写的篇章，可风格就全乎迥异了。如《葛覃》中：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蒦，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比起《郑风》中以自述口吻直接抒怀少女爱恋心曲，这一篇则是以一个第三人的口讲述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接受婚前教育，最终成长成一个恪守妇德的人之贤妻的过程。在这诗篇中，我们也会间接感受到一些少女在那个年龄段所应有的遐思迩想，但那只是极其隐讳，幽闭的，是看见春天的景物“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名喈喈”时一丝本能的怀春之意，那是决不会言出心外的一缕触怀，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一份平静与坦然，显然这平静与坦然是不该属于青春的，它们不是青春真性的体现。它是一种对教化的归依，是女孩子为自己能恪尽职守地履行妇德操持家务后而感到的安心满足。诗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一分和谐与平静，就像周礼所规定的一切那样和谐平静。然而，这份和谐与平静能给给女孩什么呢？在周礼的道德系统中，女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保有真性的权利，而她们却是微笑着含最大的满足去接受这一切，因为她们也许还不曾知道无形中她们已经成了周礼的牺牲品，现在牺牲了作为女孩子的享受浪漫、自由生活的权利，将来还有潜在的悲剧在等待着她们。她们从一开始就把礼法教条化归于自己的生命中，成为自己必须履行的生命的模式，她们丧失了个体的存在意识，完全成了礼教的产品。这样不自主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更何况不自主的境遇也必将带来更多他人强加于上的悲剧。悲剧的潜流在涌动着，但以周礼为核心颂扬内容的《周南》《召南》诗篇是不会像我们展示这些悲剧内容的，它们只会把那份和谐和平静盛放在我们面前，盛放在他的子民面前，继续其教化之功，以求深入人心。于是大量悲戚的哭声便在我们翻开《邶风》《卫风》时扑面而来，这就使得《周南》《召南》呈现给我们的和谐颂扬之音变得异常压抑而沉重。
《邶风》一开篇就像我们展示了大量反映婚姻生活不幸、惨遭遗弃的妇女命运的诗篇。共有《柏周》《绿衣》《日月》《终风》《雄雌》《谷风》《北风》等七篇，占去了《邶风》十九首的三分之一还多。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惨遭遗弃的妇女似乎都没有做过什么违背周礼、违背妇德的行为，她们本以为只要谨守妇道就可以换来丈夫的平等相待，就不应该遭受现在的命运，甚至有些妇女在被遗弃后也依旧把妇德作为她们的救命稻草，她们不曾明白周礼从来只会要求她们去做什么，而不会给他们任何承诺，她们生活在周礼建构的不平等的道德天平上，她们的命运就注定无依无着。就像《邶风•谷风》所歌唱得那样：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止。宴尔新昏，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
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由于色衰而被弃的女主人公，她的命运遭遇无疑是悲惨的，但她又是执迷不醒的，即使他已被赶出了家门，她仍然喋喋的叨念自己的妇德，可妇德是不能给她任何的保障意义的。她走不出这层阴影，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诗中人自负无亏的种种德行，实际表现的是依附的婚姻观念这里的家庭两性关系，只有妇道，而没有女性的主体存在”[2]只有独立于男性，婚姻，女性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定位。
《卫风•氓》篇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觉醒了的形象：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该诗中的男女主人公私定终身，婚后女主人公任劳任怨，恪守妇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但仍然免不了被弃的命运，女主人公悲叹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至此，她已经意识到这个婚姻的结合是个错误，意识到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必然的劣势地位，于是她做了最可贵的决断“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断然地挣脱出婚姻的牢笼。她无疑是《诗经》中最可敬仰的形象之一，不同于其他只会面对悲惨的生活现实无助地哭泣而不知自拔女性，她敢爱也敢恨，有思想有胆魄。
诗篇应该是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可为什么《郑风》中爱情诗独具的生命朝气，《邶风》《卫风》中弃妇诗的真实感人，在《周南》之调中去全无存在呢？是《周南》一地的人们不具备这种生活，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剥夺了当地人们真性为诗的本质和表达真情实感的话语权？ 要探究这个问题，我有必要从地理位置和文化熏陶的关系上来考虑。
西周建国后，实行东西两都制，西都为宗周镐京，东都为成周雒邑，而“周南”“召南”之地就刚好是周朝这两大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据载周公旦曾居成周，管理东南诸侯；召公奭则主宗周，负责镐京及南至江汉一代的方国事务。而《仪礼》中又将周南、召南所属的诗篇称为“乡乐”就更说明此二地即为周朝的故乡。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周朝统治的中心，那么他们所歌之乐就必然的要代表周朝的正统礼法，这是周朝世代教化的结果。而邶风、鄘风、卫风、郑风之地则不然，他们都不是周朝统治的中心，他们受周礼的影响，但却没有为周礼而颂义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较为自由的在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必刻意为周礼服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诗歌才更加真实可信。而邶、鄘、卫三风所在地又与郑风所在地的情况不同。邶、鄘、卫三风都属于卫地统辖，卫国的封国是在周初，而郑的封地时间则较晚，远在西周晚期的宣王之世，那时周礼已经不再像周初那样具有拘束力。所以，仅从封国时间上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周礼在郑地的熏陶程度是不可能像在卫地那样深入的；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卫地也不及郑地开化。郑风产生于溱水、洧河之滨，地处黄河中游介于齐楚、晋楚之间，交通比较发达，思想就相对比较活跃，《国语•郑语》就曾记载说：“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又据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魂，拂除不祥。”[3]当此节日，青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4]所以，如果说卫地三风还是在周礼的熏陶下形成的话，郑风则完全是一种外在于正统的文化样式，他之所以能保留有大量的表达男女相悦的诗篇，是与周礼在当地流传不深有直接关系的。远离周礼礼法教条的束缚，就使得郑地的人民有了表达自己生命自主意识的权利，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本真自由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诗篇里体味到野性生命力的可贵。同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卫地三风里会出现大量弃妇怨妇诗篇。因为在卫地，周礼的教化可以说是比较深入的，人们已经把依周礼行为处事看成是一种生命的必然形式。但在那个时候，周礼渐渐失去了约束力，人们道德意识滑坡，于是女性，从一开始就被周礼夺取了自我意识的女性就往往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周礼给了妇女们太多的贤德礼教的束缚，给了她们太多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却从未给过她们任何承诺和保障。但终日守于室中的她们当然不可能像她们那些可以纵情山水，游牧骋怀的丈夫们那样变通开化，可以对这个她们给予了全部希望的婚姻断然弃而走之，所以，她们的命运往往注定了悲剧。但卫风比周南、召南中可贵的是，它没有剥夺妇女们哭诉的权利，它允许这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被表达，即是这些音调是不和谐的，但它们真实。而在周南、召南中，在那一片和谐一统的音调之下，有多少压抑，多少痛苦，多少哭泣被掩藏，被冷漠的置之不理。
周礼看似对文明的遵从，而实际上，人类最本质的文明应该是对人性本真的尊重，而人性的本真是丰富的，流动的，富于变化的，任何制度化的妄图规定生命形式的努力其实都是对生命的无情践踏。周礼，即是如此，它越是以一种规范式、教化式的面目出现，就越会成为本性表达的枷锁，就越会在文明的路上遇走越远。在这样一种礼教强势话语的统治下，女性即使有呼喊，有哭声，又独立自主的行为也都会被抹煞掉。于是，开始时是礼教剥夺了人们表达真情实感的权利，而渐渐的则是人们的自主意识逐渐衰减，一直衰减到完全成为礼教规范下的模式化的人，那才是礼教带给人类的真正的悲哀。甚至“当有形的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人们仍然用这制度所含容的无形的观念度量着现实，正是暂时性的制度变为可与传承的精神传统的表现。”[5]这是可悲的事实，人类的生命精神就在这礼教侵蚀的过程中不断的衰减。
女性的地位的高低和生活状况的优劣永远是折射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一面镜子。野性的生命原始本真状态最终还是在礼教的不断深入下消失殆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权利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也被局限得愈来愈小。虽然在今天，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但性别歧视、男权意识仍然在现今社会普遍存在，传统偏见的遗留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今天的女性。我们应该走出这一局现的怪圈，让民族的生命力在不断地解放女性的过程中复苏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1] 转引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北京
[2] 李山，《诗经析读》，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3页
[3] 见《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内传》
[4] 见《五经异议鲁论》
[5]李山，《诗经析读》，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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