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著作《有度》中对当时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抨击，对当时主流的“廉、忠、仁、义、智”进行了诠释，总结出了五种险世思想，认为君主如果支持者五种思想，国家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一个是廉，韩非认为“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
就是说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新的君主的，不是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四处林立，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有“廉洁奉公，择良主而侍”的思想，文人学者们认为这是廉洁自律的表现。
而韩非却认为，这样的臣子不重视朝廷设定的爵位与俸禄，就是不遵守社会规则与法律；总想着会有更好的机会与平台，无恒心不稳定随意流亡，则是轻视皇权的表现，绝不是真正的廉洁自律。
第二个是忠，韩非认为“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
就是说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不是忠。春秋战国时期，以纵横家为首的辩才们大行其道，经常给君主们各种谏言，甚至以死为谏，认为这是忠臣的表现，并且以此为荣！
韩非却提出，违背君主的意愿与命令，总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一定要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是钻牛角尖的表现，没有人敢肯定对君主对事物了解的一清二楚，甚至有些臣子就是在谎言抗法，绝非忠臣。
第三个是仁，韩非认为“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
就是说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不是仁。大肆施行恩惠通常被认为是仁义之士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假仁义，是借仁的名义在收买人心。天下施恩者只有君主一人，只有营私舞弊、有非分之想的臣子才会以自己的名义施行恩惠，这是不仁的行为。
第四个是义，韩非认为“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
就是说那些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的，不是义。在那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有很多避世隐居的高人，被认为是弃功名利禄、不随波逐流的义士。
韩非指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真正的隐者是隐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身体，那些在朝廷与社会中不得志，就避世隐居，却用道听途说或自己的臆想，经常非议或与贬损君主的，是没有大局观、自私自利的行为。
第五个是智，韩非认为“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
就是说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不是智。当时的社会主流中有知识的人不多，能在朝中处理国事的臣子都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尤其是出使诸侯国的外交事务，更能显出臣子的智慧。
韩非具体的举例说：“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出使他国，消耗着祖国的资源，却还恐吓君主，抬高自己的地位能力，这一定是“不智之为”！
法家思想强调君主是朝廷的管理者，是朝堂的搭建者与拥有者，而臣子只是这个平台上的职员，如果臣子身居朝廷平台，拿着君主的俸禄，却干着损国利已的事，不管是从道义上来讲，还是具体行为上看，都是是不聪明、更是不明智的！
在法家看来，当下臣子所谓的廉、忠、仁、义、智，实际上是将国家推到险地的行为与言论，本质上是不廉，不忠，不仁，不义，不智，韩非更是指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这是臣子没有君臣之礼、没有规矩意识、没有法治思想的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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