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伦理学:道德的进化》【上】
在斯宾塞看来、工业改造问题的分量是相当重的，因此，在《伦理学系期》(1893)一书里，他又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宾塞坦言:“这是我毕生使命的最后一部分……我之前完成的仅仅是该部分的前期准条。”
在维多利亚时代【一般被认为是1837年至1901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这个时代还以祟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中期,他同周围人一样,对道德问题极其严肃。
因此，在找寻一个全新而又符合自然的伦理标准，从而替代传统道德准则时，新宾塞尤为敏感。
“所谓的正当行为对人有一种超自然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在遭遇抵抗时,一种自然的约束力便会取而代之。在先发制人方面，自然的约束力一点都不逊于前者，而且影响面更广。”
而新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生物学为基础。
“对生物进化论的接受决定着某些伦理概念。”
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罗马尼斯讲坛上提出,不能用生物学来指导伦理道德，“大自然血淋淋，四处尖牙利爪”(丁尼生语)赞美的是野蛮和狡诈，不是爱和正义。
但斯宾塞认为，一个无力经受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考验的道德准则注定是纸上谈兵、百无一用。
行为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可以分为“善”或“恶”，判断标准应是该行为是否符合人生目的;“最高级行为之下的生命是最长寿、最宽广、最完满的”，或者用进化公式的话来说，一种行为如果能使个人或集体在面对各种不同目的时更为协调统一,该行为便是道德的。
其实，道德就像艺术一样,是对多样化的统一;人达到最高发展阶段时，便能够将生命最广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完满性统一于一身。
但是，这一道德定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不论何时何地。变数最大的莫过于人类为符合人生目的而形成的种种具体行为要求、以及相应的善的具体内容。
确实，自然选择会将快乐赋予某些使人长寿的奢侈行为，这些行为方式便因此而被贴上“善”的标签。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里，特殊情况层出不穷，但总的来说，快乐意味着生物学上有用的活动，痛苦意味着生物学上有害的活动。
但是，在该原则的广泛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可怕的善。
在西方被视为道德的行为，世界上总可以找到那么一个地方视其为不道德;不论是一夫多妻，还是自杀、对同胞的谋杀，甚至杀父弑母，总有这个或那个民族将其奉为崇高道德，并加以称颂。
在斐济，酋长去世以后，他们的妻子要被活活勒死，她们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
当地一名妇女曾被威廉救走，但“晚上，她又逃走了。她游到河对岸，来到乡亲们面前，坚持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之前，这位妇女因‘一时软弱’，勉强同意了豁免处死的决定"。
威尔克斯提到过这样一位妇女:她被人救出后反而指责其救命恩人“伤害”自己,并从此对他怀有深仇大恨。
利文斯敦说,他在赞比西河畔同马可鲁鲁妇女聊天，当她们听说在英国，男人只有一位妻子时，她们相当震惊，因为在当地，仅拥有一位妻子的男人是不会“受到尊敬”的。
在赤道非洲也是如此。
据里德的说法，“如果一名男子结婚了，他的妻子便会认为他还能养一个，因此会恳求他再娶一名女子，如果该男子拒绝，他的妻子便会称他‘小气鬼’。
有人认为，人人生来都有一种道德感，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但显而易见，上述事实与这一观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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