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2020-08-15）
打卡《我们仨》第三部第十二章。在一系列层出不穷所谓的各种“运动”中，作者和钟书先生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作者说，“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都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在不安定的环境里，他们二人的内心始终平和、安宁。
可纵使如此，作者的学术论文和钟书先生耗尽心血所著的《宋诗选注》也被认为是“白旗”，他们的女儿也受到牵累，得了一个“双白”的出身。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作者并没有什么怨言，从旧社会来到新中国，有工作，还能读书。对此，作者已经很满足。她说，“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对于自己的祖国，作者发自内心地热爱。
这一章中还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作者提到自己一家人经常下馆子，她自己不会点菜，而钟书先生和阿媛却经常能选到最好吃的菜。不仅会选菜，在挑选书籍和其他东西上也经常“能选出最好的。”
他们吃饭也并不仅仅只是吃饭，兼有娱乐。靠着敏锐的感官和观察力，他们经常能听到饭店中其他吃客的故事，这是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创作和快乐的源泉。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17 （2020-08-16）
打卡《我们仨》第三部第十三章。这一章文字虽少，但却横跨了十几年的时间（1962-1974年）。在这期间，作者经历了两次搬家，也经历了那个时代里数不清的运动和震荡。
在这样的运动里，作者和钟书先生自然受苦不少，双双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并下放“牛棚”。后来，他们虽然得以走出牛棚，但仍免不了受强邻欺负，所以只得随女儿阿媛以教职工家属的身份搬入了北师大小红楼的宿舍。
他们在小红楼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半年。然而，作者却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记叙这一段时光。想来，这里的时光虽短，而且条件极其艰苦，但因为一家三口能够团聚在一起，必也是其乐融融。
对此，作者是这样写道的，“三人同住一房，阿媛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令作者和读者感到温暖的还不止这些。住在北师大的其他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也对作者一家人伸出了援手，给予了许多的关怀和帮助。在这里，他们结识了许多老年、中年、幼年的朋友们，一起相互扶持着走过知识分子界所经历的这场磨难。
他们在北师大感受到的暖意和那个时代的恶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千。
18 （2020-08-17）
打卡《我们仨》第三部第十四章。作者和钟书先生从北师大小红楼搬了出来，住进了学部文学所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只有一室，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也都分不开。有时，有朋友来的时候，竟没处容膝。
尽管住宿条件非常差，可作者和钟书先生却十分喜欢，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他们是真心喜欢这里，因看中了这里的自在，不受拘束，并且靠近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看书和查阅资料都很方便。
作者翻译《堂吉诃德》、钟书先生翻译《毛主席诗词》以及写作《管锥编》都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环境并不能影响他们对于读书和工作的热情。
他们完全是因为热爱才做这件事，而不在乎是否出名。“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 他甚至认为“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罢了。“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真正的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甚至是数百年之后，而并不是在现世，或当下的某一刻。
在这种困顿的环境中，除了读书和写作之外，他们还保持着学生时代的另一项爱好——“探险”。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这种对生活的兴趣和好奇心也是他们能够永葆创作热情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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