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一种伟大的才能。
而一个好故事几乎总是具备着几个特质：情节发展迅速，发展过程充满悬念和转折，等等。
奇怪的是，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这些特质是只属于快餐小说的，同时满足于快餐小说的读者也缺乏足够的耐心来欣赏高雅的文学作品。
确实有很多所谓高雅的文学作品，故事节奏缓慢，讲究的是精雕细琢。它们像一种刺极多，又滚烫的鱼，虽然鲜美，但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节奏缓慢，就是辨识高雅作品的证据。
让我们来看看普希金的《射击》，全文不过7800余字，却写了四处转折。
第一处，发生在全文第二段，一个神秘的怪人做出了一件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处，发生在第一章的结尾，西尔维倾吐他受辱却没有复仇的过去。
第三处，第二章的开始，在无聊的乡下，羞涩窘迫的叙述者突然拜访伯爵以及漂亮的伯爵夫人。
第四处，发生在第二章的中间，从伯爵口中惊闻西尔维后来的故事。
而这四处转折又串联了相当精彩的故事，倘若砍掉中间一处，故事立刻会变得冗长乏味。
这就是听故事这一乐趣的本质，始终用读者意想不到的发展吸引着读者，作者实际扮演着一个荡妇的角色，他的所有任务，就是让读者在他的故事面前垂涎三尺，借此传达自己的理念。
纵观全文所有的冲突描写部分(一次争执，两次决斗)，形容词少的可怜。我所看的译本，全部由极其明快的动作短句构成。
比如在描写西尔维和贵族公子的第一次决斗时，普希金并没有这样描写:那个贵族浪荡子悠闲无事的踱着步，视我若无物一样来到决斗场地。他手里轻快的捧着一帽子樱桃，一边吃一边吐，仿佛是来到邻家吃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早餐。
他是这样写的:他现在枪口前，从帽子里挑选熟透了的樱桃，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吐出果核，吐到我面前。
显然作为一个故事，第一种描述太过拖沓，让人等的心急。又太过生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普希金此时已不需要过多的描写就可以让场面足够紧迫。
一是因为开头详尽的人物描写做好了铺垫。我们已经知道了西尔维是怎么样的一个出色的枪手，而贵族青年有着多么优越的身世。前一种增强了贵族青年面对神枪手西尔维的枪口时，毫不畏惧的戏剧感染力，而后一种，则为贵族青年的表现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二是因为极其精妙的动作描写。请注意，贵族青年挑选的是"熟透了"的樱桃，一个形容词胜过千言万语。没有人能比他更坦然了，面对死神还有这种闲心。
一个好故事就是这样，看似平常实则充满了心机。
有人评价说，射击的第二部分纯粹是多余，第一部分的结尾才是小说的结尾。
这么说就是没看懂，普希金写射击到底要表达什么。
射击收录于别尔金小说集，写于普希金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
当时是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普希金向沙皇请求赦免革命者无果，反而让自身受到严格的监视。
别尔金小说集的所有短篇几乎都刻画了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包括射击中的西尔维。
西尔维甘愿在人前受辱，不去发起决斗，并非因为缺乏勇气。一个连纸牌赌博都不愿意参与的人(文章开头的描写)，居然两次在决斗中赌上性命面对呼啸而来的子弹。
在《射击》里，开枪的一方才是被击败的一方。就像西尔维在最后一次决斗中说的:"我满意了，我看到你惶恐了，胆怯了，我逼着你对我开枪射击，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普希金所塑造的这个英雄，只愿意把子弹射向自由的敌人，只愿意将勇气展现在希腊独立运动的战争里，并战死在那。
可以说，西尔维就是普希金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鼓舞和衷心祝愿，有着作者强烈的政治意向。也是对擅逞匹夫之勇，庸庸碌碌生活的其他军官的讽刺。
这其实也暗和了古代中国对于英雄的定义。苏轼在《留侯论》中写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只可惜，普希金本人并没有做成这样的英雄。几年以后，他就死在和法国人的决斗中，原因是他被法国人戴了绿帽子。
作家本人总是和他塑造的文学角色相去甚远。海明威没有做成那个打不败的渔夫，狄更斯也没有做成那个充满温情的好丈夫。
这也是文学想象和现实中间抹不平的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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