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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思考过从表象世界到符号世界再到生命世界的三个层次的转换与飞升问题,诚如钱钟书在《谈中国诗》一文中所言: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少变化,而且逐渐腐化。现代汉语诗歌遭遇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历时性的问题。这究竟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宿命,还是涅槃之后的浴火重生?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梦想,现代汉语诗歌的复兴之路,要从源头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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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诗人还要将时间体验和生存境遇还原为整个时代的精神过程,那么他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工作一一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时代的赘余物。大地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回溯的诗和倒时差的诗已经被迫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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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中世界主义轰响的巨轮已经无处不在了,原有的空间秩序和时间结构都被彻底击碎,徒有剩山剩水和旧山水……中国绘画和田园诗往往都是将田园和山水至于春和景明之中,置于“白天”和可见之中,但是对于那些黑夜中的山水和田园,尤其是对于空间已经发生了巨大裂变的山水却视为不见或者无力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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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近乎本质化地对应于时间。我们听到了一次次从时间之井中打捞记忆的空旷回声,这也是类似于谢默斯·希尼式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这些个人环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细微之物显然已经具有了象征功能,而这一象征功能是与个体时间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胶着在一起的。
诗人要完成的这一“还原”工作确实非常必要,但又异常艰难。这种“还原”,首先体现为对词语与事物之间惯常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重新观照和深度打量。
诗人由此直接呈现和打开了词语与事物之间最为本质和原生的体验性和想象化关联。这一“还原”的精神法则在愈益复杂和分化的现代社会面前已不可能是“独活”式的,也不可能再是纯粹化的抒情和幽闭式的“参天悟地”“社会人”身份在现代诗人这里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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