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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现代汉语诗歌作一次语法层次分析,核心是诗歌,首先要具备诗歌的特质,不论有多少个剖面,都与诗歌内部的结构与光芒相互辉映。其次是汉语诗歌,语言的差异其实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汉语诗歌的表达自有其独具的特性气质,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上达成古今贯通与殊途同归。当然也必须是现代的,至少保证不是复古或仿古,而是充满现代意识的独立创造,惟其如此,现代汉语诗歌的剖面才会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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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老杜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杜甫真正开创了诗歌中的现实传统并且是现实书写的集大成者,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既来自于个人又最终转化为时代经验和历史经验,这是跨越了时空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作为“巨笔屠龙手”杜甫并不只是才高而运不济,也显示了高超而近乎完备的诗歌才能。“现实”“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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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向杜甫致敬”不应该成为空谈,应当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想象生活以及再造语言生活,并通过诗歌把个人现实转化成为历史记忆。杜甫是我们每一个诗人的“同时代人”,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现实,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灵魂重心以及现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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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现实”,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并不相同。当下诗坛充斥的正是随处可见的“即事诗”“物感诗”。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与此同时,诗人不是镜像描摹式的观察者,也不能沦为事事表态的社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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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应于深层的精神生活,诗人需要借助现实乃至幻象完成对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这是个人前提的诗歌事件,是精神现象学的深度还原。诗歌视界中的现实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T·S·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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