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如果活到现在,已经九十岁了。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九二年,刚好一个甲子的时光,这是我爷爷走过的岁月。
爷爷走的时候,正是邓大人南巡讲话之后不久,迄今已有三十个春秋。那年我还是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某天下午放学回来,就听说爷爷病倒了,不省人事,晕迷了几个小时,便驾鹤西去。
实话实说,我当时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是没有哭出来,可能因为小时候没跟爷爷一起生活,所以缺少感情基础。爷爷有五个儿子,十个孙子孙女,想疼也疼不过来呀,干脆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关怀,包括我这个长孙,免得大家扯皮拉筋,说他偏心。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爷爷这样也是出于无奈,只为家和万事兴。
听说集体公社时期,爷爷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在公社的粮站上班,干一些修理汽车的后勤工作,真正吃上了皇粮,这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多见。但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张嘴就要吃饭,爷爷的那点工资相当于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于是主动从粮店离职,回到农村的生产大队挣工分,为家里减轻负担。
记忆中的爷爷是一位和蔼的秃顶老头,整天笑眯眯地,不喝酒,爱抽烟,抽的都是那时最常见的“游泳”和“大公鸡”。因为烟龄长,以致爷爷捏烟的手指都熏成了焦黄色,也引发了呼吸系统的疾病,经常会咳嗽,最终这些疾病伤害了爷爷的身体,让他的生命止于六十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所以我始终认为,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是伟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此烟非彼烟,但是道理可以借鉴。
游泳牌香烟爷爷有一手绝活,就是帮小孩“挑淦”,那时很多小孩的手掌心肉里面都有鱼卵一样的东西,在我们湖北乡下叫做“淦”,需要趁早用针挑出,否则越来越多,既不美观,也对身体健康有影响。我爷爷当年义务帮周围村民的小孩“挑淦”,有口皆碑,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爷爷走后,这一手绝活也就失传了,再有小孩需要“挑淦”,就得花钱进医院。
有一年夏天傍晚,爷爷拿着大蒲扇坐在自家门前的打谷场乘凉,见我也在旁边玩,于是爷爷说要考我一个字,问我会不会写“高”字。我估计爷爷知道我会写自己的姓名,故意换了另外的字让我写,当我用树枝在地上工工整整地写出“高”字之后,爷爷笑了,高兴地夸奖我说:“不错哟!”许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百家姓那么多,爷爷为什么单单让我写“高”,原来爷爷的妈妈、我的曾祖母就是姓高,也许让我写字的那一刻,爷爷在想妈妈了。
我还听父母讲过爷爷的一段趣事,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也是蛮有意思。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时,给爷爷带了一台漂亮的海燕牌收音机,爷爷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天天抱在手里听,甚至连走亲戚时也提在手里,一路走一路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村民家里唯一的电器可能就是手电筒,爷爷此举有炫耀的成分,因而引起了路人的羡慕嫉妒恨,背地里都说他喜欢“亮梢”(湖北方言,高调张扬的意思)。
海燕牌收音机都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毫无疑问,我的爷爷是极其聪明的,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马路上的汽车都没几辆,而我爷爷就已经学会了开车。我之前并不知道爷爷会开车,印象里的爷爷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大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地里的庄稼打交道。某次一辆公交车经过我家门前,司机特意减速并摇下车窗跟我父亲打招呼,很是客气。等车开走后,我有些好奇,便问父亲那个司机是谁?父亲说是爷爷的徒弟。什么徒弟?开车的徒弟。爷爷会开车?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感觉不可思议。每个人都年轻过,爷爷也曾用青春编织理想的花环。怪不得我三位叔叔都会开拖拉机,原来是祖传手艺。
解放牌汽车
等我记事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农村也分田到户,集体公社不复存在,这时爷爷虽然老了,但仍旧头脑灵活手脚勤快,在池塘里养鱼养虾,在院子里养鹅养鸭,在水田里种稻谷,在旱地里种甘蔗。爷爷并不满足于那一亩三分地,自己一个人在农闲季节,又扛着铁锹到村东头的河滩上开荒,种一些季节性农作物,用来创产增收。直到今天,我回到家乡去河边故地重游,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爷爷开荒时留下的印迹。
河滩良田今犹在,不见当年拓荒人。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爷爷!
爷爷的老宅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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