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其人
从柏格森到克罗齐，中间绝无过渡环节，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两者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柏格森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用明白易懂但极具欺骗性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看法，而克罗齐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拥有德国人式的善于艰深晦涩的天分。
柏格森满脑子的宗教信仰，但说起话来却像个彻底的进化论者;而克罗齐反对教权，写作起来就像一个黑格尔派美国人。
柏格森是一名法国犹太人，继承了斯宾诺莎和拉马克的传统，而克罗齐是一位意大利天主教徒，他舍弃了天主教的一切，除了经院哲学以及对美的热爱。
在过去一百年里，意大利的哲学土壤相对贫瘠，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这里的思想家们——甚至包括抛弃古老神学的思想家们——保留了传统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工业和财富的北移无疑是更大的原因)。
我们或许可以称意大利为文艺复兴的国度，但这里从未有过宗教改革。
为了追求美，它甚至不惜将自己毁灭;但思考真理时，它却会像彼拉多一样满腹狐疑。
或许或许，意大利人比我们都聪明，他们发现，真理只是一座海市蜃楼，而美，无论多么主观，都是可以把握之物，是真正的实在。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除了忧郁的、近乎新教徒的米开朗基罗，他的画笔与萨伏那洛拉的声音遥相呼应)从不因为道德或神学问题忧虑，对他们来说，教会能够认可他们的天分、支付他们的报酬便已足够。
在意大利，文人给教会惹麻烦已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
教会曾让卡诺萨成为世界的焦点，曾走遍全球征集献给帝国的供品，让意大利汇聚全世界的艺术精华……意大利人怎么会厌恶教会?
因此，意大利对古老的信仰始终不离不弃;在哲学上，它对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感到心满意足。
后来，维柯来了，在意大利思想界重新激起一片涟漪，但他又匆匆离去，意大利哲学似乎与他一起走向终结。
罗斯米尼一度想奋起反抗,最终却俯首投降。
后来，意大利人的宗教情怀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忠实于教会。
但，贝奈戴托·克罗齐是个例外。
1866年，克罗齐出生于阿奎拉省某小镇一个富裕而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从小接受完全的天主教神学训练，以至于后来，为了恢复平衡，克罗齐成了一名无神论者。
在没有进行过宗教改革的国家里，人们要么信奉正统教，要么不信宗教，没有任何折中。
一开始，克罗齐对宗教如此狂热，以至于坚持要研究宗教的各个阶段，直至最终触及宗教哲学和宗教人类学:随后，克罗齐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完全沉浸在宗教研究中。
1883年，生活给了克罗齐一场残酷的打击，而通常，这样的重击会使一个人皈依某种信仰。
那一年，一场大地震突袭了克罗齐一家所在的小镇卡萨米乔拉，克罗齐失去了双亲以及唯一的姐姐，他自己也在废墟下被掩埋了数小时，压断了身上好几根骨头。
多年后，克罗齐才得以恢复健康。
从后来他的生活和工作来看，克罗齐的心灵丝毫未被那场天灾挫伤。
安静平淡的康复期使他对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者说使他对学术的兴趣大大增加。
他用震后留下来的不多的财产收集了大量书籍，拥有了意大利数一数二的藏书馆。
他成为一名哲学家，但他无须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过着贫穷的日子，或者在大学担任教职。
此时，他忆起《传道书》的忠告:“遗产对智慧有好处。”
终其一生，克罗齐都是一名学者，他喜爱文学，享受闲适的生活。然而，政府不顾克罗齐的反抗，将他拽入政治体系，任命他为公共教育部部长，或许，政府想在钩心斗角的内阁里增添一点儿哲学的深邃的尊贵气息。
后来，克罗齐又被选入意大利参议院，根据惯例，一日为议员，便终身为议员(这是终身职位)。
克罗齐集参议员与哲学家的身份于一身，这在古罗马也极不寻常，在今天就更为罕见。
克罗齐很可能因此招到权谋者的嫉妒，但他并未认真对待自己的政治事业，他把自己的时间主要用于编辑世界著名杂志《批判》。
通过这本杂志，他和秦梯利一起，对世界上涌现的各种思想和纯文学进行批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场经济争端竟能阻挠欧洲思想的进程，想到这一点，克罗齐便怒不可遏，他谴责战争，将这场战争称为自杀式癫狂。
在意大利万不得已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克罗齐冷眼旁观。
于是，就像伯特兰·罗素在英国、罗曼·罗兰在法国遭遇的那样，意大利人对他的热情也骤然降温。
如今，意大利原谅了他:意大利的年轻人都把克罗齐奉为大公无私的导师、哲学家和朋友，对他们来说，克罗齐已经成为他们的法度，其重要性堪比高等学府。
今天，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像约瑟·纳托利那样评价克罗齐，这不足为奇:“在当代思想史上，贝奈戴托·克罗齐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最伟大的胜利。”
那么，克罗齐能够叱咤风云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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