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光路 ；摄影：民国《成都市市政年鉴》、锦江区地志办】
1925年，四川省城成都春熙路落成，其功劳不能不归于实施“新政”的杨森。
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杨森威风凛凛杀进成都。杨森，字子惠，广安县人（公元1884年～1977年）。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督理四川军务。进入成都后，他雄心勃勃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于是掀起民国后成都街道第二次大变化高潮。为什么整修街道、马路，会成为杨森“新政”的第一要点呢？
杨森
成都那时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00多条街道，都很狭窄，且都用石板、石条铺砌。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2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2丈。可见改建街路并不单纯是新中国建立后有人评论杨森的那样“好大喜功，崇拜西洋”，而确是当时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杨森最大一项举措是新修春熙路。当时成都繁华区东大街和劝业场(今商业场)中间，只有逼窄的科甲巷，狭小可怜：“宽仅数尺”，想来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而科甲巷羊肠小道周围，是废置的清朝时代的按察使衙门，因内设牢房，占地极纵深。民国后在空地上胡乱搭建的店铺不少，污水横流，影响市容。
所以当秘书陈维新、穆耀枢等人建议仿照外国改进成都市政时，杨森欣然采纳，下令将按察使衙门和沿街乱建店铺拆除，先把东大街拓成马路，再从东大街到劝业场之间修建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其实，杨森修春熙路，也在打“卖地皮”的算盘：他的军队已逾10师，军费浩大，何不利用这一带的官产、庙产之类来开辟财源?
新修马路规划为东西南北四段，十字交叉，中辟一街心花园……据说这是杨森采纳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戴顾问”的“新潮设计”。
1924年成都市新辟之马路春熙路（引自民国《成都市市政年鉴》）
但“拆迁”风波陡起，商家因拆店断了财路，纷纷抗命。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尹昌衡、宋育仁等名流自称代表民意，颤巍巍地去督署说：“成都又没几辆汽车，修马路实无必要。子惠督理呵，修路扰民，请缓修筑吧!”杨森沉下脸斥责说：“各位老辈子！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他妈个精光，再让士兵乱来一通，倒还省了不少麻烦。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新政建设，回家自享清福抱孙子嘛! ”“五老七贤”老脸丢尽，敢怒不敢言，只好垂头丧气回家。
但尹昌衡自恃曾杀过大清四川都督赵尔丰、当过民国初年大都督，他有宅院当拆，就坐在街中阻拆。杨森大怒说：“五老七贤老子就不敢杀么?!”饬令王缵绪限期拆完。军士数百入围绕尹昌衡身边乱拆，土木石瓦横飞……吓得尹家人忙将这位“过气将军”尹昌衡扶退家中。当时有一位文人刘师亮，写文章喜欢“操乱说”，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上联是：“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下联是：“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有不少人说杨森因之暴跳如雷，派人抓打刘师亮、封报馆，似乎杨森只是个不会用心计的赳赳武夫。我却查阅到杨森老部下杜重石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了少为人知的事实。原来，杨森知道后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还有些才气，倒想见见这位读书人，向他领教领教。”
2000年春熙路成都市第一百货
刘师亮见面后分辨说：“师亮草芥庶民，拙联只不过表示我渴望马路早日滚平，从速开车以孚民望而已。”杨森呵呵一笑说：“先生把我当成一介武夫，听不懂语意双关骂人吗?”刘师亮见杨森很和气，便说：“师亮今面聆督理凤麟华采，真乃儒将大风!”杨森戴了高帽子，也感快活。刘师亮就派兵强拆民房一事进言说：“以师亮愚见，实行新政令，也要以取得民心‘伐谋’为上。”杨森听了哈哈大笑，对秘书陈维新说：“刘先生很有见地，叫各机关法团、部队要多订阅《师亮周刊》，开放眼界，增加知识。”
两日后，刘师亮收到杨森给他月送舆马费百元的督理署咨议聘书和给《师亮周刊》资助费500大洋。从此《师亮周刊》的发行量由原来600~700份增至近2000份。之后，刘在《师亮周刊》常撰文称赞杨森是“宽心容物，平心论事，虚心受善，知人善任”的儒将……以上可算中国城市建设中，有关“拆迁风波”绝无仅有的一段历史趣闻。
杨森貌似“新潮”，脑壳头却装满迷信。他的公馆在成都猫猫巷(巷口有一石柱，柱顶刻有虎头，川人戏称老虎为大猫)。这位督理大人，因嘴巴较尖，人又很精灵，绰号“耗子精”，住进猫猫巷，岂不危险?于是杨督理强令：把猫猫巷改为将军街!(此街名至今犹存)
另一趣闻虽为题外话，但也异曲同工：军阀刘湘的公馆原在刀子巷(清朝时铸刀剑而得名)，刘湘恶其不祥，加之他又死过儿子，为避讳和祷祝，硬改街名为“多子巷”(此街名至今也仍存)。这成为民国中强权改街名的趣闻。
（下篇：《沧桑嬗变春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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