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Free Speech的界限和代价

在美国，Free Speech的界限和代价

Fighting Words by Andrew Marantz

右翼活跃人物Milo Yiannopoulos以种种极端言论而出名，比如“女权主义是癌症”或公然嘲弄跨性别人士之类（虽然他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年轻，言辞锐利，有幽默感，因此成为了右翼阵营中吸引年轻人的一面旗帜。

2017年2月1日，Yiannopoulos原定于这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做一场演讲。当时川普刚上任不久，人们的情绪还十分紧张。有谣传说，他准备在演讲中直接指名道姓，点出在UC Berkeley就读的非法移民学生。

这激起了向来偏左的UC Berkeley学生的愤怒。演讲当天下午，1500位抗议者涌向学校的Sproul广场。极端左翼组织Antifa也掺合了进来。

那天我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身着黑衣、头戴面具的Antifa成员砸窗放火，无所不为的画面。最终，Yiannopoulos取消了这场演讲。

在美国，Free Speech的界限和代价

当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有种末日将近感

这件事激起了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讨论。不少人表示，反对Yiannopoulos的行为有违第一修正案保护的free speech权利。

那么，free speech的界限究竟为何呢？虚假广告、儿童色情和勒索信都是“言论”，但显然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在实际案例中，对第一修正案的解读与应用是模糊不清的。

比如1940年，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居民因为骂警官是“狗日的法西斯主义者”，而被关进监狱。最高法院说，这句话造成了明显的伤害，因此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但2006年，在一位士兵的葬礼上，一群来自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抗议者打出了“感谢上帝让士兵死亡”和“你会下地狱”的标语。不管怎么说，这些标语都比“狗日的法西斯主义者”更伤人。但最高法院认为，它们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在美国，Free Speech的界限和代价

威斯特布路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由弗雷德·菲尔普斯创立，成员大部分是创立者菲尔普斯的亲人，以极端反同性恋立场和游行示威活动而为人所知。---wikipedia

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一修正案的界限也在不断修正。

比如1970年代左右，女性开始大规模参加工作。一些男性老板会说下流话，或在办公室墙上挂色情照片。当时，法院认为，这些男性的做法是他们的自由。而现在，人们公认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性骚扰。

那么，今天人们认为应该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比如Yiannopoulos富有煽动性、充满歧视的发言，是否在几十年后，也会被人们视为一种伤害、一种骚扰而禁止呢？

但反过来想，一个人说的话要让人人满意，不伤害任何人，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行走在世上的人形形色色，不管持什么态度，总有人支持，也总有人反对。Yiannopoulos自有其支持者，抗议他演讲的人是否也伤害了他和他的支持者呢？

因此，free speech的界限究竟应该设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伤害，又不会妨碍人们的自由表达呢？

2017年9月，Yiannopoulos应某学生社团的邀请再次来到UC Berkeley。他声称要请来多位右翼名人，一起在UC Berkeley搞一个“Free Speech Week”活动。

结果，Yianopoulos所说的活动一项也没有举行，他的演讲只持续了15分钟，只有30多个人听了这场演讲。

为保证这场活动顺利进行，UC Berekley出动了包括直升机和武装警察在内的全副安保，共花费300万美元。

可能这就是free speech需要付出的代价。

Free speech从来都不是“fre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