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叫北城，印象里应该有一个南城和他呼应，可是北城就这样苦笑着蜷缩在那只大公鸡的鸡头的某个角落，北城想要呼一下，可是对面的那座城却应着他根本听不懂的外国卷舌音鸟语，弥散着充满野性味道的花香。
退一步讲，哪怕没有那样的一个城市和北城呼应，至少也应该存在那样的一个城市。
没有，也没有。
于是事情就变的很奇怪。这里不缺喧闹也不缺繁华，有生老病死，有灯红酒绿，有明媚惬意，也有沉默不语，北城拥有一个城市所应具备和拥有的一切，可怎么看北城，北城怎么就像是一座孤城。
这座城里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比如一个炸臭豆腐的娶了一个做水豆腐的然后几年后与其离婚扭头毅然决然和一个做腐乳的走到了一起；比如老张让老王家的狗咬了一口，老王晚上陪老张喝酒喝到兴起两人一起打狗；比如李大妈宁可和小贩因为一毛钱而絮叨上两个半小时也不愿意拎着菜赶紧回家做饭；比如我的出现——这是北城芸芸故事中一个根本算不上故事的事故。
我是一个“流后余生”的人。
感谢我的母亲没有在二十几年前的那个下午躺到那张椅子上，于是我幸运的从那些刺鼻的药水和冰冷的钳子的夹缝中存活了下来。
处在那个充满各种“计划”的年代，我的出现意味着许多假设的“计划”的破灭。
北城里许多的“计划”都是这样产生与破灭的，故事都是如复制粘贴般的简单，唯一不同的似乎就是老孙家用的是Windows，而老赵家用的是Linux，诸如此类，等等。
我也和大多数的“我们”一样，在会说话以后问过很多很傻逼的问题，比如，“妈妈，我打哪儿来？”
妈妈说，我是从河里捡来的，坐在一个绿色的大盆里，用时髦的话讲，一路稀里糊涂玩儿着漂流过来的。
这个问题作罢几年以后，我猛地发现每天和我一起厮混的二子忽然间就有了个很小很小、像小狗儿那么大点儿的妹妹。我问他，他的小小小妹妹是从哪儿来的。他得意的说，他的妹妹是他妈妈生的。
我说你的妈妈好厉害，还能给你生妹妹。
他说他还是感觉挺没劲的，他本以为他的妈妈这次能给他生个姐姐。
听罢，我对他说了一句那个年代孩子们之间最为粗俗、似乎可以摧毁对方所有尊严与意志的脏话。
“你怎么傻的像一条猪圈里吃粑粑的小狗。”
很可爱。
其实，我也向我的妈妈要过妹妹，我说妈妈你也给我生个妹妹吧。妈妈说她不会生，我是被她和爸爸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捡来的。
我说那你就再给我捡一个妹妹吧，什么颜色的大盆，无所谓的。
妈妈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一个酱油瓶子，塞给我一毛钱，接着转身继续去炒豆芽了。
后来我知道，妈妈的确不会再给我生个妹妹了，因为我是被计划来的，妈妈就也被顺理成章的计划了，就像末班车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车门总要上锁。
但是为什么二子的妈妈就能像母鸡抱窝般的复制粘贴呢？二子解释说，她这妹妹是他妈妈亲自生的，但也是花钱买来的，买来的，懂不？
懂？就像是盗版的Windows系统？
我懂个屁。不过那是我第一次认为，钱真他娘的是个好东西，有了钱不仅能买玻璃弹子，买冰棍儿，买玩具，还能买人，而且还是个妹妹。但这恐怕也就二子家能做到，二子家是开金矿的，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金矿的，开金矿的，懂不？
懂。就是不仅是正版的Windows系统，而且是顶配的机器。
尽管我的家没有二子家那么富有，可家里人几近是毫无道理的宠爱着我。可能因为，我已经被他们“计划”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我了吧。
家人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苏墨。这是一个充满了文学气息的名字。那年家人写了好多名字在不同的纸条上，然后铺的满炕都是，让我自己去抓，有一丝宿命的味道掺杂其中。我只是想喝奶，可是他们偏偏把我和那堆发黄的纸条包围起来，将我的目光与炕角的饭桌隔开。我饿的有些发了慌甚至发了疯，于是便学会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敷衍了事，顺手抓了一个离我最近的纸条，接着转而径自爬向餐桌上的奶瓶。留在身后的，则是一众紧紧攥着一张纸条唏嘘不已的人群。
在名字的问题解决后，家人又开始为如何延长我的人生轨迹而绞尽脑汁。他们恨不得用一分钟的时间将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不可能的、靠谱的不沾边儿的凶险艰难全都告知于我。奶奶告诫我说，不要爬高，那时我虽不晓得“独上西楼月如钩”之类的词句，但转头便翻身爬上院子里的杏树；爷爷忠告我说离钉子小刀儿这类锋利的东西越远越好，我口中呢喃重复着爷爷的叮嘱，未等背熟便风骚的一脚踩在钉子上；姥爷命令我说不要打架，要和平的解决小朋友之间的问题，我每次便纠结几个小友将敌人死死摁住，挥舞着小拳头一拳一拳认认真真的打，回家后向姥爷汇报说，我今天用和平的武力方式解决了问题；姥姥告诉我不要玩儿水，更不要下水，不要去河边井口菜窖周围瞎转悠。
我像是一只蹲坐在横冲直撞跑车中的安静的、甚至有些怯懦的猫——我听了姥姥的话。
北城就这么大个的地方，就这么些个孩子，舞刀弄枪打架上树都是太家常便饭的事情，而我唯独对小河小溪有种天生的恐惧感，我怕水，包括姥姥家厨房里的那口深不见底的水缸。
每每姥姥看到一个这么听话的外孙，她就会从厨架的最上面拿下一个装着饼干的铁皮盒子，然后翻出一块儿饼干，递到那个面露饥渴状的我的手里，拍着我的脑袋对我说：“墨墨听话，吃去吧。”
那厨架永远是那么高，我踩着两个凳子也够不到那盒子；那盒子里的饼干永远也取不完，打架打累了的我一天吃一块儿吃了三年都没见它见底。
相比这个关于“远离水”和“听话”的故事而言，今天的我简直是对过去莫大的讽刺。
而与我相反二子最喜欢的就是水。有没有饼干他都喜欢。某个夏天他会向我展示各种泳姿，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河边的树杈上一边吃饼干一边对他喊，“你真是傻的像一条猪圈里吃粑粑的小狗！”
他也曾差点儿被淹死，他的妈妈哭着对他说，小兔崽子，不许你再到城南的那条河里瞎游了。二子笑着回答他的妈妈，好的妈妈，我再也不去城南的那条河里瞎游了。他的妈妈一把把他抱住，失声痛哭。二子又小声的在他妈妈的耳边接了一句：“其实城北也有条河。”
二子从小就这样，敢做，也敢当，会哄人，也会踩人，别人都是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而二子则是要不给别人打骨折再给块高粱糖，要不就是给别人十斤白糖再弹人家一个脑瓜嘣儿。二子会告诉你什么叫“悲喜与落差”，他骨子里喜欢将悲喜的对立面尽可能的放大。
二子是一个总把计划写在心中的人，从“城南的河到城北的河”便可窥其一般。如果他想要去河里游泳，那么他会在心中计划开凿出一万条河，北城，是挡不住他的。
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全家消失的计划，那是在某年我去找他家找的玩儿的时候门上锈迹斑斑的大锁头告诉我的。
如果二子家的砖房还在，那么那个大大的锁头也定然会在，可如今，就连那个砖房都已经“计划性“的不在了。
北城的这家“北城第一浴池”也是在那个充满各种“计划”的年代出现的。起先北城有三个浴池分别是“北城第一浴池”、“北城第二浴池”、“北城第三浴池”，大家都习惯称之为“北堂”，意为“北城的澡堂子”。每周都会有一些人愉快的排着队去洗澡。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北城第一浴池”竟然关门歇菜了。于是一些人便把“北城第一浴池”的牌匾挂到了“北城第三浴池”的牌匾外面，给人一种好像是“北城第三浴池”在一夜之间倒闭了的错觉。而人们又心照不宣的懂得，倒闭的“北城第一浴池”里面，可是铺有白瓷砖的，这换个牌匾，可换不来那里面的白瓷砖。于是，人们每周便强颜欢笑的排着略显冗长的队伍继续去洗澡。后来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挂着第一浴池牌匾的第三浴池竟然也倒闭了。于是这“北城第一浴池”的牌匾又被挪到了“北城第二浴池”的外面，这又给人了一种原来是第二浴池在一夜之间倒闭了的幻象。
在换牌匾的那天，工人师傅们把牌匾死死的焊接在浴池大门的上方，他们也知道，换来换去，这个城市不能再没有浴池了，这就是“北城第一浴池”的终点站。什么一二三，从今天开始，这里就叫做“北城第一浴池”，别无分号。
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中意这个“第一”，我想，也无非就是精神的力量吧。
再后来的某一天，“北城第一浴池”的大门忽然关上了，人们无比恐慌。半个月后，正当各种有关洗澡与第一浴池的流言漫天飞的时候，北城第一浴池的大门又开了。灰头土脸的人们惊喜的发现浴池变大了，变漂亮了，到处都是白瓷砖，非常牛逼的白瓷砖，到处都是淋浴，里面流出的是温暖的令人感动的想要流泪的热水。
牛逼，牛逼，非常的牛逼。这是人民群众最简洁的评语。
“北城第一浴池”的牌匾，耀眼的很。
听说这个浴池被一个卖臭豆腐的家伙给硬生生的买下来了。
管他呢。
后来这个“北城第一浴池”就按照这种模式几经易手，人们渐渐的也不再关心浴池到底是谁买下来的又是谁卖出去的，有瓷砖，有热水，在大池子里把死皮泡去，再来个师傅舒舒服服的搓上个澡，就足够了。
也不知道是第几手，一切就延伸到了今天。
现在的老板娘不是卖臭豆腐的，听闻曾经是个卖面粉的，也有人说曾经是个开金矿的，但是看面相却不像是二子的妈妈。
就是这个夜晚，我身后的身后，“北城第一浴池”的牌匾，逐渐还原了北城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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