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号东坡居士，诗、文、书、画冠绝一时。他21岁进士及第，文坛领袖欧阳修看到他写的文章之后，感叹三十年后无人知道欧阳修。之后果如他所料，苏轼很快成为了北宋文坛盟主；25岁的苏轼，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更是被列入第三等（第一、二等只有圣人才能评得上，三等实际为最高等），为“百年第一”，引起朝廷内外极大轰动，更被宋仁宗认定为以后其皇子皇孙的宰辅之才。这一时期的苏轼名扬天下，风华正茂，是北宋官场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
然而苏东坡诗文传扬天下，文名太盛，“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再加上他早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什么话都藏不住，一吐为快。用他自己话来说，每闻邪恶之事便“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因此在后来的“党争”中他遭受了文字狱的重创，陷入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差点被其政敌搞死。
“乌台”即御史台，是中国汉代开始设置的一种中央监察机构，又称御史府、兰台或宪台，一般其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明清时期改叫都察院。御史台往往和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联合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相传汉代时御史台官署内往往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重用王安石变法，在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宋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新法的态度，不久他受政治漩涡裹挟被踢出京城，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知府。
“乌台诗案”说的就是宋神宗赵顼元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当时已调外任十年的苏轼，自徐州知府转任湖州知府，依照当时的制度，履新职后（不管是升、降还是平调）照例要向皇帝上一道谢恩折——《湖州谢上表》。
此表为谢恩而写，一般来说是官话、套话。不过大才如苏轼以个性化的语言概述自己坎坷遭遇的同时，也把平时心中愤慈见诸文字，略微流露了对时政的不满。其中一句“伏念臣资顽鄙……知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尤其显眼。
句中“其”为苏轼自称，他说自己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跟上“新进”的步伐；如今年龄大了，不能无端“生事”，只能在知府任上管管小老百姓，让他们休养生息了！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这里有个背景，因变法而展开的两派斗争中，经常展开激烈辩论。保守派常常称变法派与民争利、“生事”，“新进”则是苏轼等反变法派对王安石引进的那些良莠不齐、快速晋升的新人的贬称。苏轼本人在以前给皇帝的奏折里就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大意就是王安石急功近利，招徕了很多投机取巧之人、甚至品德败坏的小人。所以“生事”、“新进”这些词就成了当时有关时局的敏感词。
苏轼对王安石用人的诟病其实大体不错，这也是王安石最后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正是王安石一手提携起来的的“巧进之士”吕惠卿在紧要关头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第一次罢相。
此时王安石已经二次罢相，隐居江宁，而朝中的新党早就分裂，品德低劣之辈大有人在，其党同伐异，极为不堪。当苏轼的《湖州谢上表》最终经由进奏院汇编入邸报后，公诸朝野，立刻引起新党人士不满，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开始着手布置对苏轼的报复。
这些话被当政的新党抓了小辫，属于变法派阵营的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看见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这句话，大为光火，所以他便成了顽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再联系他此前所作的一些诗句，一口咬定苏轼有藐视君上、讥刺朝政、谤讪新政之意，并指出苏轼有四大可废（即可杀）之罪。因此在宋神宗的默许下逮捕了苏轼，并移交御史台审理，所以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一向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鉴于他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脉极广，不消说当时知识分子就连皇太后、驸马爷王诜都是他诗词文章的狂热粉丝，皇帝也相当器重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变法派苏轼被抓进乌台关了4个月。李定等人并有意曲解苏轼以前诗词罗织构陷罪名，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总之是讽刺朝廷、讥谤君上，全无人臣之礼。
御史台的这帮酷吏为了给苏轼罗织罪名，不亚于后世明朝和满清的“文字狱”，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一百多首诗词，逐字逐句审查揣摩，最后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保守派的元老司马光。
被新党作为罪证的这些诗词中有些是捕风捉影，如认定苏诗《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诋毁“青苗法”；《戏子由》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嘲笑新政中的科举改革；《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是讽刺皇上推行的奖励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之举；“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谤盐法等等。他熬不过，最后半推半就的依照迫害他的那些人的调子招供了。
但是有些纯粹是蓄意曲解、无限上纲，甚至恶毒栽赃。比如一首苏轼对盐官利用农役在农忙季节开运盐河、耽误农时不满的诗句“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明明是古代诗人很平常的仗义直言类伤农题材诗，也被那些人算作攻击新政的罪行。
更骇人听闻的是苏轼曾写过一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所谓桧树又叫圆柏，一种寿命可长达数百年常绿树种。诗的本意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桧的树干很直，高耸入云，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炫耀自己，使人肃然起敬。后面两句通过作者的联想虚写，说桧不仅树干是直的，就是在地下的根也是直的，那是看不见的，只有地下的蛰龙（蛰伏的龙）才知道。
那些搜罗栽赃的人居然拿着这首诗当面向宋神宗诬告：“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这不是不臣之心吗？”好在神宗还颇为冷静：“诗人咏物的话，怎么能这么理解呢？他咏叹的桧树，跟朕何干？”
变法派在长达4个多月时间里，用尽各种办法折辱苏轼，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诟辱通宵不忍闻”，一度严刑拷打。苏轼不堪受辱，本来早在提拿来京的路上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他就准备投江自杀，但是有顾虑案情牵连朋友和弟弟苏辙，只得忍辱负重，勉强到案。
在监狱的这一段时间，他九死一生。士可杀不可辱，他面对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几不偷生。在迫害苏轼的那些人看来，越来越接近至苏轼于死地，他本人似乎也有预感，说不定哪一天就人头落地。他曾经跟每天给他送牢饭的儿子苏迈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死刑判决的结果下来，就改送鱼，以便让他心有准备。
一日，苏迈临时有事，便请一位远亲代送一次，却忘了转告约定。结果远亲那天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事不好，以为自己大限已至，极度惊惧、悲伤之下，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等大恸绝望之句。
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将苏轼罪证呈送神宗，称苏轼罪大恶极，按“先王之法当诛”。乌台诗案的结果苏轼几乎要被杀头，好在宋朝当年的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既定了“除叛逆谋反罪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国策。
宋神宗和太后虽然不喜欢苏轼的言论，但还是怜惜其才学，他们仍记得当年苏轼苏辙两兄弟双双高中时，当时的宋仁宗高兴的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当宋神宗就此案征求王安石意见时，出乎意料，他毫不犹豫地为他的政敌苏轼辩护：“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样，苏轼被免于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数月之久的“乌台诗案”也就此销结。当年中秋，苏轼在黄州以苍凉孤怅之怀写下了《西江月·黄州中秋》，开阙便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这或许就是对这一场噩梦的喟叹！
乌台诗案是苏轼文风诗题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他的精神世界开始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变得超然质朴。在骤至大雨中，能做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 ”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苏轼领悟到了大智若愚、抱朴守拙的真谛，一首《洗儿》便可尽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还是贬谪在黄州，他依据当地猪多肉贱，普通人不爱吃的现状，精心研究出“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的“东坡肉”，成了至今还让人垂涎欲滴的一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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