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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佑
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空，温润的霞光投在榆树林的枝叶上，地上便有了一片静谧、斑驳的影子。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弯腰驼背、形单影只，拄着一支洋槐枝干打造的拐杖，缓缓迈出右腿，待身体吃力地重心前移，再接着迈出左腿。她右手提了一个透明的袋子，隐约可见几枚鸡蛋。
“奶奶——”我伸长脖子，重重地喊了一声。
老人停下，艰难地回转身，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现出一丝惊慌，旋即提起拐杖，就势撩起左侧上衣的下摆，一股脑儿将裹有鸡蛋的袋子给遮掩起来。大概是上衣短小的缘故，顺着袋子的边缘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几枚白花花、圆溜溜的鸡蛋。
我立马想到之前二婶三婶来我家串门与母亲有过的唠叨。她们一致认为奶奶偏心，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鸡蛋全给了我的大婶大伯。
“奶奶去哪里？”我简单招呼着。
奶奶凑近我两步，从上看到下，再从下看到上。我觉得她的眼神越来越不好了，大概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认出我是她的哪个孙子辈吧。
“去你大婶大伯家送个东西。”她身体颤颤巍巍，腾出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小脑袋说，“不要告诉你妈妈和婶子我来过呀。”
奶奶的耳朵听不清了，她说话时的声音很大。我的耳膜震得厉害，感觉纵使后退500步也能听清她刚刚的话语。
听父亲讲，爷爷娶过两房。大房奶奶突发疾病走了，撇下正蹒跚学步的大伯。爷爷的第二任，就是我现在的奶奶。五九年河南大旱，奶奶从重灾区平顶山随乡亲们一路逃难，先后经过许昌、漯河、驻马店，颠沛流离四五百余里，最终在爷爷所在的河西村临时歇脚。年轻英俊的爷爷，一眼便注意到人群里那个面黄肌瘦、束起大粗麻花辫的姑娘。俩人简单吃顿白面馍馍，搭配冬瓜粉丝汤，就算正式在一起了。
后来，我的二伯、三伯、我父亲、我的大姑、小姑相继出生，家里的日子越发拮据。再后来，大伯、二伯、三伯和父亲相继成婚，家里也越发热闹。人丁兴旺的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家里地少粮少，每分一次家，余下的田地和存粮就更少了。先是五亩变四亩，四亩变三亩，最后老人家只剩不足半亩地。存粮的大缸挨个分出去，终于留下一口水缸，不能再分了。
三分沃地，种植小麦和花生。余下空地则种植各种时蔬和瓜果。菜地大致呈带状，南北走向，最北端常年立着一棵大的枸杞树。枸杞树下，长着的是郁郁葱葱的忘忧草。多年以后，我从父亲那里明白了爷爷的心思。那时奶奶喜爱忘忧草，尤其是那开了黄花的忘忧草。
听父亲讲，早年奶奶在老宅的东南角撒了些忘忧草种子，不出一月，几只觅食的鸭子将种子扒出来，吃个精光。奶奶哭得稀里哗啦，像个孩子。后来爷爷辗转寻来一些忘忧草种子。施肥、浇水，松土、捉虫，忙得不亦乐乎。除此，还要提防过路的牛羊，一不小心那靠边的几株就会被连根拔起而不知所踪。奶奶也不闲着，每天拎起一把锄头，跟在爷爷屁股后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爷爷奶奶的生活，普通而清贫。而忘忧草，正如冬日里的一把火，滋养着他们的心灵。于是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变得灵动、可爱了。
为了贴补家用，奶奶在院角用砖块泥巴围起几个大大小小的格挡，养起猪、鸡、鸭、鹅等家禽。后来小猪变大猪，母猪下了一窝崽，十几只小猪跑来跑去，院子里热热闹闹的。鸡鸭鹅也很争气，一天不落地下蛋。奶奶留存几只庆生或过节备用的，其余一股脑儿提到十里外的小镇集市上叫卖。卖蛋换来的钱，再买上油盐酱醋，给我爷爷买个防寒的帽子，给我几个大伯和姑姑添些新衣。
鞋子从来不用买的，奶奶有一手上好的针线活儿，戴上顶针，一手拿大剪刀，一手拿浆好的棉布，照着鞋样裁剪一圈，配上提前准备好的鞋底，拿穿好粗线的大头针缝制起来。年轻时的奶奶手脚灵活，做事麻溜。
父亲说，奶奶一天可以做好两双鞋子，有时再点上洋油灯熬一夜，三天可以做出七双崭新的鞋子。第一双自然是给爷爷的，爷爷踩上鞋，很神气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第二双，大多是给大伯的，奶奶亲自给大伯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不时拿食指在大伯脚跟处探手一试，直到发现合脚了，才松口气。然后是我大姑、二姑的，素雅的鞋面上总绣上几朵秀气的小花，让鞋子一下子变得不同寻常了。最后三双是我的二伯、三伯和我父亲的，三人中若有俩不合脚的，互换一下，总能皆大欢喜。
奶奶不仅擅长针线活儿，还擅长烹饪。在缺粮的年代，奶奶更像厨房里的魔术师。她常常将几个红薯，煮熟捣泥，和入一把玉米面，在土灶上的地锅里摊两张大饼，配半锅稀米汤，这便是一家人的吃食了。缺菜的时节，奶奶能把红薯的叶子做成可口的凉拌菜，把红薯秆的根茎剥了，清炒了，就是一盘清脆爽口的下饭菜了。然而，我最难忘的还是奶奶亲手做的疙瘩汤。
面缸里舀一大盆面粉，打几个鸡窝里新捡的蛋，搅和均匀了，加入适量的温水，继续搅拌直到面粉成汤状。洗净两个大萝卜，切成丝。记忆里，奶奶的刀工出奇的好。噼里啪啦、有节奏地滚刀，奶奶手下的大萝卜就像被施了魔法，顷刻间便开了花。
我喜欢给奶奶打下手。奶奶笑眯眯的，乐得让我当一个烧工。水烧开至滚锅了，奶奶一声“退火-”，我立马从锅底退了几个正燃得旺的大块头棍棒。奶奶左手端汤盆，右手拎长勺，盛满一勺汤水，不慌不忙地沿着锅边顺时针走锅。走完一圈，奶奶放下手里的汤勺，提起旁边墙上挂置的锅铲，顺着刚刚的锅边轻轻一刮。
大约一分钟，面锅圈薄薄的、半生半熟的时候，拿锅铲将锅圈铲下，锅圈便似长蛇在沸水里跳跃，翻转。奶奶接着拎勺走第二圈，第三圈…直至用完所有的面汤材料。将切洗好的白萝卜丝放入汤水中，加入油盐酱醋，再加入奶奶亲手熬制的独特秘方—花生酱。随着奶奶一嗓子“开饭咯！”一锅地道的疙瘩汤，便宣告诞生了。
那时我们一大家子还未分家。我爸我妈，大伯大婶、二伯二婶、三伯三婶、还有六七个孩子们，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凑在一起，吃得热热闹闹。大人们嘴巴发出“吧唧吧唧”的回响，混着小孩子吸溜吸溜的声音，活像交响乐团的高低音在和声中奏鸣。
六月的河西村，是忙碌的。无垠的麦田被一垄垄低矮的田埂分割成了若干不规则的豆腐块。机器不方便进入的地块，庄稼的主人就会手持镰刀收割麦子。乡亲们忙完收割，还要收拢进大麻袋，拉回去晾晒，晒干了再收进粮仓密封起来。
奶奶常常头裹一个湿润的方毛巾，胳膊上挽一只竹编的大篮子，身体一歪一扭地往大门口方向走去。因为腿脚不好，她每走几步总要停下来歇息好久。
一天上午，我看腻了地上成群的蚂蚁，鬼使神差地拎起一个篮子，轻而易举就追上了奶奶。
“奶奶，你去做什么？”我好奇地问。
“拾麦穗去。” 奶奶笑了笑，眯着眼看看天空，又看看我说，“太阳升高了，你不怕热？”
我说：“你不怕，我也不怕。”我和奶奶一前一后，看着她艰难的步履，我竟然心生着急。
走到一块地头，那是一处别人收割完的庄稼地。奶奶缓缓弯下身，蹲下来，捡拾遗忘在麦田里的散落的碎麦子。我学着奶奶的样子，蹲下身，捡起地上的麦粒，我们扫雷似的步步向前。
太阳炙烤着黄土地，地面上露出皲裂的纹路，像一张张裂开的大嘴巴。奶奶的额头沁出许多汗滴，灰白的刘海湿哒哒一片。我看到奶奶脚边的影子，是那么矮小、瘦削，在散落的麦茬中显得那么渺小，甚至模糊一团了。
奶奶一言不发，我也觉得有些枯燥。不过，我好像隐隐品尝到收获的喜悦，提着半篮子麦穗回家，足够喂上家里的鸡鸭鹅一两个星期呢。后来的几天，奶奶继续早出晚归。我也挎着篮子，只不过转而跟了东院的刘阿婆。
刘阿婆能说会道，会给我讲笑话，也会在我捡满一大篮子麦穗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夸我，夸我勤快、会干活，比她的几个大孙子孙女强了十倍甚至百倍。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幼小的心灵无疑滋生了一种叫做虚荣心的东西，而且虚荣心越发膨胀，还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而，我依旧清晰记得，那样一个个炎热的天气，奶奶常常头裹一个湿润的方毛巾，胳膊上挽一只竹编的大篮子，身体一歪一扭地走着。因为腿脚不好，她每走几步总要停下来歇息。她的身影是那么清瘦、孤独。
再后来一年，奶奶病倒了，听说是一种叫做肺气肿的病。乡下有赤脚医生，然而没有像样的检查设备，更缺少对症的良药。奶奶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咳嗽起来就像哗啦的淮河水，一刻也不能停歇。我走到她跟前，叫她奶奶。她认不出我，甚至没有一点反应。我因此暗自伤怀，继而悲恸不已。
奶奶走的那天，电闪雷鸣。人群里的哭声时而高涨，时而低弱，却一直持续着，从早上到晚上，再到后半夜。亲人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却个个毫不理会，似乎铁了心要用至诚之心唤醒奶奶。可是奶奶走了，再也不能醒来。
想起奶奶那苍白、慈祥而又安静的脸庞，我的泪又来了。
写在后面：
距离上一次给爷爷奶奶扫墓，已有十年矣。十年间，我的小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大学毕业，进入公司上班，接着恋爱，安家，结婚，生子……其间多次春节回家，主要局限于大年夜在家里主屋给长辈磕头烧纸，以示缅怀。在外打拼多年，每每陷于人生的低谷或者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时，我都会念起我的祖辈，不由得朝爷爷奶奶所在的方向拜了再拜。
谨以此文献给天堂里的亲人，也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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