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日子远逝的人

作者: 老去的旧时光 | 来源:发表于2017-04-26 09:11 被阅读0次
    远去的日子远逝的人

    村子里的小媳妇我认识的不多,而熟悉的老人们却一茬一茬地老去了。

    最近去世的是住在我家前面的老太,活了九十多岁,也算是寿终正寝。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个老太太了,挪动着一双三寸金莲, 走路一步一顿摇摇摆摆。面目慈祥和善,说话讨人喜欢。见了我们就儿呀心地叫,笑眼弯弯。她夸我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这乖儿就是zi ban”,至今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但我知道意思是夸我嘴甜乖巧不毛毛躁躁。我们私下里都认为她是一个很有风度的老太太。

    老太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远嫁南方,很少回来。一个暑假她回乡探亲,带回来一个小“蛮子”,在脑后扎个黄毛小辫,和我同岁。我俩一见就密不可分,相见恨晚。早上睁开眼睛她就及拉着鞋子跑到我家,到晚上,大人乘凉回来了要睡觉了,她还赖着不走。老太笑话我们是“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了”。    

    其实暑天闷热,也无甚可做,我们更多的是拖一张凉席铺在我家的门楼底下,脸对脸躺着唧唧呱呱。虽然她长在南乡,但交流起来也并不困难。真不知道七八岁小孩子的心中可以装着多少事情,讲也讲不完。

    也有凉爽有风的日子,天上厚厚的白云从四周一咕嘟一咕嘟地冒了出来,像一座座小山头,更像秋天新晒干的棉花堆成的棉花垛。

    那样的日子里,我们喜欢手拉着手奔跑在村中的小土路上,释放孩童旺盛的生命力。时不时地有杨树、槐树、梧桐树和水杉树投下的荫凉飞速掠过。经过杨树下时就要小心翼翼地瞪大眼睛,弓起脚背。小时不喜穿鞋,踩到了浑身竖着毒毛毒刺的黄绿色的“毛扒子”,就得抱着脚嚎得惊天动地,回家去敷上厚厚的面糊。原理大约是面糊有黏性,等干了揭掉的时候就把刺也带出来了。揭的时候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揭,但仍不免要鬼哭狼嚎一番。  

    太阳渐渐西斜,越来越大,越来越红,也越来越朦胧,像极了浸足了盐分的咸鸭蛋被煮熟之后的油汪汪的鸭蛋黄,村庄树木田地也都被涂上了朦胧的霞光。这时,推着独轮车摇着拨浪鼓的老头儿就来了。“当啷啷,当啷啷”,小孩子呼啦一下围上去,老头儿就忙开了。手中紧紧攥着毛票或分币的孩子趾高气昂,其余的孩子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也有实在眼馋的,偷偷回家扯几角塑料布或捧一捧黄豆出来交换,也有所获。

    那时经常有妇女围着村子骂谁“顺走”了她拣的几块塑料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独轮车里的东西真多啊,最受欢迎的还是五彩斑斓色彩缤纷的糖豆粒。大约二三十粒一小袋,用简易的透明塑料袋包装。孩子们从来都舍不得嚼碎,让它在口里慢慢地化,让那甜味从口腔一直浸到心底。那色彩鲜艳的糖豆粒是我们童年最甜蜜的记忆。

    我那时觉得最美味的还是一毛钱一块的花生糖,裹着浅淡的蓝白方格的糖纸。现在叫牛轧糖。现在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吃一块,虽不似小时的味道,但那滋味就像根深蒂固的乡愁始终萦绕在心间。那时的执念可笑却简单,上学时拼命地攒钱,攒够了就飞奔着去学校里的小卖部买一块花生糖,然后满足地吃掉,再攒钱。

    还有麦芽糖。一分钱一根,细长的一条。那麦芽糖真甜真香啊,香甜得上下牙齿黏在了一起,分也分不开,使劲分开了,还粘连着甜蜜蜜的千丝万缕。

    小孩子们怎会想到,漫漫的人生路途哪能只有甜蜜,还有生离死别,有那么多的忧伤,那么多的悲凉。

    小“蛮子”走的时候,我们自然是上演了一出悲情催泪大戏。几年后她再来,大人们催着我们见面,我们却都很忸怩。匆匆打过招呼,就逃也似地避开了。老太说这是怎么了,长成大闺女了?大约时过境迁,要重拾当时心境已不可能。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两小无猜的孩提时代了。

    上初中时,老太去了她二女儿家,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小卖部。只要见到了,她都会摸摸我的头,说“我这乖儿都长成大闺女了!”自高中起,就很少见她。纷纷杂杂的事情太多,都把她忘记了!去年春天,听说她搬来家了,九十多了。我怔了片刻,是啊,她都九十多岁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老太生活勉强能自理,几个儿子轮流照顾,被儿子媳妇嫌来嫌去。就见她一次,她坐在门楼底下,穿着一件大红的丝绸肚兜,据说可以避邪,孙女给做的。披一件衫子,气味大得让人畏而却步。那张脸深深凹陷,经脉纵横,眼睛空洞无物,我竟然觉得有些恐怖,心底也升起些许悲凉。仿佛听到了死亡之鸟正扇着它黑色的巨大的翅膀尖声呼叫而来。她曾经是那么一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人老了可能就无所谓尊严了。谁能老了朽了,还能有尊严地活着呢?

    听到她的死讯,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对她对她的家人,这都是一种解脱。

    远去的日子远逝的人

    老太去世的时候颇不“喜欢人”。村民们总算赶在大雨之前把蒜出到家里,上上架子,还带着新鲜的夹着泥土的须毛。雨过天晴,正好摊开晾晒,把须毛削掉。是继出蒜之后的又一大忙时节。老太就去世在那个时候。远亲近邻们都把手里的活计放下,整整忙乱了六天,才盖棺入土。

    在乡下,人们习惯用定下的喜丧事的日子、天气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喜欢人”。

    我出嫁的日子是腊月二十四,前一日为新郎天,天气晴好,人们说新郎多讨人喜欢!正日为新娘天,暖阳高照,连风丝都没有,婆家的乡邻们更是交口夸赞新媳妇。若正好赶上下雨下雪,就不“喜欢人”了。

    我爷爷去世时,是炎热的三伏天。父亲那年十七岁,不得已辍学回家,担起养活一家老小的重任。下葬那天,借钱准备了几桌酒菜,以答谢吊唁的亲戚。没想到那天从早起就大雨如注,一直未歇,亲戚们没有一个能到。下午庄邻们冒雨把爷爷下葬,圆坟,诸事完毕,天又开始放晴。父亲苦不堪言。那几桌酒菜没有亲戚问津,而没了他们的礼金,借来的钱就要从牙齿缝中挤出慢慢还了。这是生活给肩负重担的父亲第一个下马威。

    我三姑姑出嫁时也是腊月,那天下起冬日里少见的倾盆大雨,阴冷潮湿,满路泥泞。正好也切合了我大雨滂沱的心境。在喜庆的唢呐声中,看着叔叔把她背起,出了屋子,准备送上“喜车”(八十年代末农村的“喜车”是一辆拖拉机)。我坐在床沿不愿跟出去,眼里止不住地落泪,就觉得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就要离我远去了……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生离,死别,我们可以不再那么悲伤。

    生前被人下眼看待,死得却颇得人心的是去年去世的大奶奶。且她的死,让几乎被淡忘的二十年前喝农药去世的明轩老爷再次被谈起。

    村里很少有人有这么气宇轩昂的名字。我总想他父亲即使不是先生,至少也颇通文墨。

    普通的老一辈人取名字不像现在这样寓意深远。眼见的,耳听的,心内盼望的,都可以随便用在孩子身上。建国后二十年内出生的人,叫“建国”的不计其数。我父亲生于五十年代中期,小名叫“富贵”,体现爷爷辈美好的质朴的向往。而他们向往的富贵也不过是吃饱穿暖而已。所以父亲给堂叔取名“良夫”, 意即“有粮吃就是福”。

    这些都算是好听的。还有牤牛,砖头,碗,晌午,锅,铁,猪,羊甚至更难听也写不出的名字比比皆是。我儿子每每听到爷爷奶奶说这些名字,都乐不可支。譬如有一家,老子叫猪,老家人称“小zhui”,给小的取名叫羊。儿子就笑傻了:“猪的儿子该还是猪,怎么是羊呢?”

    明轩老爷长得却有些“名不符实”。他五短身材,厚厚的嘴唇向外翻卷,走路时头向一侧歪,身子又斜拧着,使人一看便知是个“认准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物。

    他像是从未穿过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总是踢踢踏踏,拖泥带水,又倒背着双手,手中常年攥着一个烟袋锅。停下来了,就捏点烟丝装上吧嗒吧嗒抽起来。改革开放后,日子好过了,吸烟袋锅有些不够体面,他不情不愿地换上了香烟。是徐州当地产的“联盟”牌,一毛四一盒。人多的时候,也会摸摸索索地掏出一盒高级点的两毛三的“丽华”烟。

    他家和我们村是同姓,但属旁支,是从外村迁来的。所以总觉得有些凄惶,形单影只。到四十多岁上娶了小他二十岁的大奶奶。大奶奶人不傻,就是脑筋有些不清楚。看人时头就像极力控制但控制不住似地微微摇晃。我一直认为她应该是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明轩老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要是死了,她在村里就要丢人现眼了!”我母亲总是抢白他:“你为什么要死呢?”他则摇摇头又笑笑。事实是,他临死时真的认为大奶奶无以为靠,劝着她共赴黄泉。大奶奶真的不傻。她又活了二十年,才追随他而去。

    去年,大奶奶病得很快,只两天便现出了下世的光景。于是把已出嫁的女儿也叫回来守着。据说当天夜里,女儿听到母亲张口说话,却是父亲召唤母亲的声音。说罢,魂归西天。真假无从考证。

    其时,田里的蒜刚刚被人们抽出蒜苔,又喝足了水分,开始泛出油油的深绿色,正在酝酿力量把那点点的蒜朵在芒种前的十多天内长成大个。村民们在睡梦中都能听到蒜朵在膨胀变大的快乐的呐喊。

    人们都在念叨大奶奶的好:生病到去世只两天,为儿女们省了多少烦难!又是农闲时期,连席面上的配菜都是清一色的自家产不花钱的蒜苔!

    儿子儿媳妇泪水涟涟地找到我父亲,称什么都不懂,大小事务全由父亲分派调度。他们就安心地跪在灵堂做起了孝子。

    出丧那天,实施最后一道“点汤”程序。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抬着一个瓦罐,里面是煮好的米汤,带着浩浩荡荡披着白色孝衣的女人围着村子绕行。遇到拐弯路口,就舀几勺汤洒地以飨死者。女人们则团团围着蹲下念念有词地哭诉。出棺时,一直未落泪的儿媳妇念着婆婆最后的好,竟也哭得感天动地。

    所有人包括当事人自己都知道,为大奶奶挑旗系麻绳摔孝盆子的儿子并非大奶奶亲生。

    远去的日子远逝的人

    明轩老爷娶上了媳妇,但很快就嫌弃家里的不能生养。那头在村人面前就越发地低了下去。

    明轩老爷有个妹妹,出嫁在三十里外的西营村。她红黑脸膛,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英勇果断。正巧村外的桥洞下“入住”了一个即将临盆的年轻姑娘。据说是做下了丑事,藏匿躲避到此。村中有人摩拳擦掌想要这个孩子。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有人丁就意味着能挣工分,而工分就是社员的命根。

    到临产那日,她召集我们几乎半个村的劳力推着一辆平板车,带着可能充当“武器”的农具,浩浩荡荡地开赴他们村。孩子一落草,她便利落地剪断脐带,用布一包,连产妇一起抱入平板车,我们的人拉起车便飞奔起来。直到后面的“追兵”看不到了,才略略地松了口气。

    这个孩子便成了明轩老爷的儿子,都叫他毛孩。他年轻的妈妈在七八天之后,带着明轩老爷凑的十几元钱和一点子红糖,恋恋不舍地离去了。

    几年后我父亲成了家,慢慢显露出一个当家人的能干和魄力,被明轩老爷当成了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大事小事都要父亲拿主意。

    我们两家交好多年。用我父亲的话说:“你那老爷一天不来也要来个三四趟。”几乎每天晚饭时,他卷着一个厚厚的长长的煎饼就踱来了。也不上桌,就掇个小矮凳坐在一边吃。母亲总会为他夹几筷子菜。遇到父亲喝酒,他便也喝几盅。吃完并不回去,秋天就帮着我们一块搓玉米棒子,或剥棉桃。冬天大雪纷飞时便就着煤炉说闲话。

    我和弟弟是万分欢迎他的到来的。因他肚子里有着无数的鬼怪故事。譬如,某村某庄附近有一涵洞,月黑风高的夜晚常有冤死鬼出来求代。某人经过时,听到叫自己的名字,应了一声,便代那鬼去了。那鬼怕是已在哪家投胎呱呱坠地啼哭着了。类似的故事,我们听得战战兢兢,又百听不厌。

    多年后我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那些或长或短的狐仙鬼怪的故事中,又看到了曾经如流水般逝去的悠悠岁月,平淡悠长却又如此让我怀念。

    毛孩叔十几岁时,明轩老爷竟得了个女儿,长得和他如出一辙,大扁脸,厚嘴唇,脑筋却随了母亲不清不楚。大奶奶对亲生女儿疼爱有加,原本也是迫于老爷的威严照顾毛孩,现在一发丢开了。

    明轩老爷对儿子却倾尽全部心血。因为男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他指望着儿子能给他光耀门楣。但他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对毛孩说话都是大声吆喝,非打即骂,从未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示。记忆中毛孩叔看他的眼神都是恨恨的。

    寒露一过,秋风便肃杀起来。棉棵顶着稀疏发黄的叶片在风中摇颤,也还缀着青青的未成熟的棉桃。该把棉棵拔回家晒青棉桃,耕地,种小麦了。只要用到拖拉机的,都是我父亲帮着做。老爷心急,让毛孩叔跟着学。小孩子力道不均,不是耕浅了,便是耕深了,或是走斜了线。明轩老爷劈头一巴掌,骂着没用把他吼回了家。

    中午,他摊开一个发黄的笼布包,里面躺着四块中秋时的月饼。又变戏法似地从怀中掏出半瓶散装二锅头,得意地朝着父亲笑。他是要在地边款待父亲。秋风萧瑟,泥土飞扬,父亲哭笑不得,一句话不说回了家。母亲炒了两个菜,又拿出一瓶酒,叔侄两个吃了一顿温暖的午饭。这就是我们的明轩老爷!

    对儿子,明轩老爷自认问心无愧,该准备的他都想在了别人前头。

    早早地在前院为儿子盖了三间敞亮的大瓦房。十七岁为他娶了亲。因年龄小,未领结婚证。八十年代末期,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明轩老爷毅然决然地让儿子儿媳妇躲出去生孩子,生后回来认罚。工作人员天天找上门,虽没打砸抢,审问不出结果恼怒时也曾把犟老头拖着头往河里闷。也隔三差五地拖去关上几天。

    明轩老爷咬咬牙都受了,他甚至是快乐的,为了儿子媳妇,为了即将出世的孙子,为了全家的未来,值!

    儿子媳妇果然带着孙子荣耀归乡。巨额罚款让老爷更像一头老黄牛,只知埋头拉车赶路。晚上喝了两盅酒时,他便要到儿子儿媳妇窗子底下找他们说话,抱怨他们好吃懒做,哭诉自己为了他们所受的非人待遇。儿媳妇却从不领情:“为了你自家的香火,不是应该的?!”一句话噎得他低了头,半晌没言语。回去嘴对着酒瓶子又喝起来。

    农闲时,他常会从集市买回几只桃子,或几个苹果,或半斤瓜子,让老伴给前院送去。这是他独特的表示温情的方式。也想获得丁点温情的回报。但是没有。对儿子,他不再打骂,但儿子看他的眼神仍是冷冷的,让他心寒。又是两个闷葫芦,父子俩几乎没有交流。

    终于,他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像个小孩子一样执意地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个家没了他他们没有好日子过!他往嘴唇上,衣服上涂了半瓶敌敌畏,告诉老伴他喝药了。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惊动。到医院时,他又像个孩子一样悄悄地求助于父亲:“你告诉医生别给我洗胃呀。我没真喝,就是吓吓他们。”

    如是又上演了一次。

    第三次,他是真喝了,且喝得多。寒冬腊月,半夜,到前院窗子底下啰里啰嗦交代后事。儿媳妇心里到底不踏实,径来我家叫我父亲。父亲起初没当回事,母亲说万一要是真的呢,可别耽误了。

    去看时,他已经嘴唇乌紫,面色发青,说不得话了。赶紧找几个人,拉起平板车送往镇中心医院。父亲常说,是他该死么?那夜正巧停电,机器无法使用,只能人工洗胃。他牙关紧闭,管子又总插不进去。晨光微露时,洗好了,他也慢慢停止了呼吸。却又来电了。

    我那自尊、敏感又脆弱的老爷就这么去世了。

    也渐渐地被淡忘了。

    人生何如,竟有这么多的悲凉。

    想起打麦场上,他温和地看着我们笑。

    芒种过去,夏至未到,麦子就要成熟了,顶着金灿灿沉甸甸的头望着人们笑。照例,小学要放“麦忙假”了。秋季开学不久收稻谷,还放“秋忙假”。我们最喜欢“麦忙假”。

    打麦场上,脱粒机在嗡嗡地转动,碎屑满场飞。大人们包着头,肩上搭一条毛巾,组成了一条繁忙的流水线。铡断麦秸跟,用叉子挑麦穗头,往机器里续麦穗头,堆麦秸垛,忙得不亦乐乎。那麦粒就被发射着堆成了一座小山丘。我们兴奋地爬上那小山头,任麦粒打在身上,凉凉的,痒痒的,偶尔抓起一把塞在嘴里。

    日到正午,老爷终于张开他那厚厚的嘴唇:“数数场上几个人,去商店买汽水呀。”那汽水一毛钱一瓶,装在不大不小的厚实的玻璃瓶里。咬开瓶盖,就能喝到橙黄色的甜蜜的橘子味汽水了。喝完瓶子还要交回小卖部。我们就争着抢着拿钱,一阵风似地去了。抬着一篮子汽水雄赳赳地奔赴打麦场,心中鼓胀着满满的幸福。这才是我们向往的“麦忙假”!

    现在打麦场没有了,早被耕做了田地。田地里几乎见不到小麦和棉花,现在是一茬大蒜,一茬玉米或豆子。偶尔有零星的麦田,也是收割机下田直接把麦粒收在了袋子里。

    所有过往都被埋在了时光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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