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决定论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内因考察。
或许，人性的问题，是人类思想史上每一个思考者、探索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哲学起源于神学，人类哲学思维的动机，原本就是为了改善人性而来的。问题在于，人性的思想史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尽人意的。甚至可以说，人们对于人性的探索过程好多时候都是片面的、零散的。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对人性做了太多的探索和质问。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人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一切关于人性的学说中，最针锋相对的说教有两类。它们分别是:神学的人性论和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性恶论、性善论、性可恶可善论、性不恶不善论。对于两类针锋相对的人性观，我们可以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和界限来划分它们。这即是说，神学的人性论和唯物主义的人性论的争执是在世界观层面的；而性恶论、性善论等等的争执却是在方法论层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沥青了世界观的问题，才可以客观公正地面对方法论的问题。
就世界观层面来说，人性的本质是它的独立性。这一点，无论整体的人类社会、还是单个的人，都是毫无例外的。这一点，在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影响最大的当是近代的“天赋人权说” ，以及当代几乎压倒一切的“存在主义”。至于在东方理论体系中，个性往往是服从于伦理学的。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错，这是世界观层面的，而且，它也的确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性是和“存在主义” 针锋相对的。这种态势，导致了当代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不但是严重的，甚至是危险的。它甚至是当代政治经济冲突和军事冲突的罪魁祸首。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原本，哲学家的思想动机是纯洁的，因为一切愿意付出艰辛劳作的探索者，都是负责于全人类的。问题出就出在:“天赋人权说”、“存在主义”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性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则是运动学意义上的人性学说。显然，这两个学说，表面上看都在谈论人性，实际上却没有在一个层面。至于性恶论、性善论、性恶性善论、性不恶不善论，这些都是方法论层面上的人性学说。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立的、独一无二的。在我们的情感期待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运动学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节点上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关系就意味着一方面促进、一方面制约——而这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方面和运动方面。我们说自然是人类的外在环境，那么，社会也是个体人的外在环境，因而社会改造人；人也影响社会。这原本就是一个符合运动规律的互动过程。个人通过家庭、团体、政党影响社会；社会通过政治、经济、律法、道德体系改造个人。这个过程的延伸展开，都有一种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面对一件事时会表现出他性善的一面，而在面对另外一件事时会表现出他性恶的一面。
那么，人性的善恶、人性的价值趋向，我们又当如何把握、如何探索呢？这就需要我们即从存在论、又从运动学的双重意义上去把握人性的概念、去探索人性的优劣。沿着这个思路，人性的概念可以定义为:人性是一种源自人的本能但又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人所独有的一种特质属性。在这里，社会文化即是人的认知体系。这个定义，即包含个体的人、亦包含整体的人，即包含存在论意义上的人、又包含运动学意义上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性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人的体能、人的智能、人的社会文化修养。
在这三个要素之中，体能是人的动物特性——体能包括人的物本能和性本能、智能是人的本质特性——智能就是人的认知本能、社会文化修养是人的社会特性。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体能要素是人的第一要素。因为人类体能的特殊性，古猿的一支类人猿这才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中转变、进化为人；人的存在，在于人具有区别于一切猿类的智力元素，因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工具和改造工具，并以此展开专属于人的社会劳动；然后，在生存竞争中迫不得已地进行的社会劳动活动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文化使得人具有了超越性的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我的不断进取、不断完善。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智能要素其所以能够成为人的本质要素，那是因为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智能要素一直处于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如果脱离开人类的智能要素，则人的社会劳动便无法进行，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也就无存谈起。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社会文化修养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人善恶标准的认知来源、价值来源；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修养、亦既上层建筑，则直接衡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进步程度、发展程度。在传统上，说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我们用社会文化修养就显得比较全面，而在国家、民族层面的上层建筑用社会文化修养来做称谓，也能更加具体、更加贴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人的社会文化修养与国家、民族层面的上层建筑的可比性。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再落后的国家，它们的政治、经济、律法、教育、道德体制，都是经过特定的政党、社会团体精心研讨过、敲定过的。
人性的决定性作用，就个人层面来说，体能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智能决定着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而社会文化修养则决定着一个人的善恶标准、价值取向，直至最终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人性的决定性作用，就社会层面来说，体能要素当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第一要素；智能要素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而社会文化修养、亦既上层建筑则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进步程度、发展程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阶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这必须是不可回避的。传统意义上，阶级问题，在社会层面，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但是，因为货币和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中性的，都可以为任何人所用，因而，在社会层面，如果以经济来衡量阶级标准，则这个衡量标准应该被称之为阶层更为恰当。在个人层面，如果用经济衡量阶级标准，则这更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因为富人可以尽善，而穷人也可以作恶。因而，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只要在心理趋向、行为动机方面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则这一个人便没有罪责。所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阶级的衡量标准，就必须，而且必须从一个人的善恶标准、价值取向亦既意识形态来判断，来衡量——而且，这种判断、这种衡量，就只能以道德的和律法的标准来判断、来衡量、来制裁——这突出了道德、律法、教育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也正是在这样的层面和意义上，对于人类来说，一切道德的、律法的、教育的存在，才是人性的最高期盼、才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存在。
附:形而上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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