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仨》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个平和而恬淡的学者家庭，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生长梦：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们仨》
史上最牛文科生
民国时期，要数清华最牛的文科生，非钱钟书先生莫属。1929年，19岁的钱钟书前往清华参加入学考试，最后的成绩是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成绩只有可怜的15分。好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也是比较开明的，破格录取了钱钟书，也算是有惊无险的考入清华外文系。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但总分在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57。
青年钱钟书
这里得插一个小段子，大学学科的鄙视链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钱钟书就曾说过:“在大学里，工科生看不起理科生，理科生看不起文科生。文科生中，外语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历史系的，历史系的看不起社会系的，社会系的看不起教育系的。教育系的没有人让它看不起，只好看不起自己的老师。。。
杨绛先生（也就是后来钱钟书的夫人）本来也是要考清华的，但是由于当时清华在南方没有名额，所以杨绛只能转考苏州的东吴大学，四年后来清华借读，由此才认识了钱钟书。
初识&最简单表白
时间转眼到了1932年春天，杨绛顺利来到清华大学借读并与钱锺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杨绛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这中间并未省略几万字文字，没有什么扭扭捏捏、情书情诗，只这干净利落的两句话，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钱锺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与杨绛
平凡中找乐的逗比一家
1937年5月，还在英国牛津的钱钟书和杨绛终于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女儿取名钱瑗。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里记载了许多家庭生活的小温暖、小趣味，简直是一个逗比家庭。
她称呼他们一家子是两个书呆子+生活白痴，因为钱钟书和杨绛都酷爱读书，并且到了成魔的境界。看书时，钱锺书总是边看边笑，没有什么好笑的也笑，用钱家人的话来说就是：“吃了痴姆妈的奶而承袭的痴气。”杨绛看书不笑也不哭，看到钱锺书笑，也不由自主一起笑起来。
钱钟书一辈子分不清左右脚，60岁才学会擦火柴。一家三口都不会做饭，每次搞定一餐一饭都成了冒险，能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
他们做一次活虾，简直就是一场厨房里的兵荒马乱。杨绛开始假装内行地说，虾，我懂的，得剪掉须须和脚。结果她刚剪了一刀，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
钱钟书问她怎么了，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虾不会像她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他来剪。
在他们留学的时候，他们在校外租得一间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窗临花园倒也幽静。
房主姓金，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间卫生由老金的妻女负责打扫。日久，伙食越来越差，钱锺书和杨绛只能另觅地方居住，自己开伙做菜。
入住新居的第一天早晨，刚学会冲茶的钱锺书大显身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五分钟蛋”，冲了一杯又浓又香的红茶，杨绛起后又惊又喜，连连夸赞，从此两人的早晨便由钱锺书负责，一直到老。他们把做饭做出了乐趣来。
家庭，也许就是要在最平淡的日子里都能找出乐趣来
一家三口
所谓恩爱也许就是包容+好好说话
一次，钱锺书趁杨绛睡着，用笔蘸了墨水，想给杨绛脸上画个花脸。刚落笔杨绛就醒了。好不容易墨水洗掉，杨绛的脸也几乎要洗破了。
从此钱锺书再也不敢在杨绛脸上“做画”了。只闲时画几张杨绛的画像，加上眼睛胡子，聊以“解馋”。
杨绛在医院生小孩，钱钟书说自己在家里“干了坏事”。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说，“墨水呀！”
杨绛安抚他，“墨水也能洗。”
回家后钱钟书把台灯又砸了，杨绛问清楚了是什么灯，说，“不要紧，我会修。”
等杨绛出院回来之后，果然全部修好。
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怪罪，这是很多夫妻的日常。然而他们就这样一个犯傻，一个包容；一个犯错，一个温柔地说，不要紧，可就不多见了。
没有输赢的斗法
两人常常比赛谁读的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锺书读的全是大部头，杨绛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锺书读的中文书全不算，杨绛全算。
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杨绛本名杨季康）
杨绛和钱钟书也确实读了太多的书，有一次大吵架，原因是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
“我和我先生吵架最高端的一次就是因为法式面包了。”杨绛说钱钟书口音带乡音。他不服，两个人开始上升到人身攻击。
然后杨绛请了专家来判断，杨绛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
自此，他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从此决定，以后可以有不同意见，不用一定要说服对方。
是啊，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必要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真爱和包容面前幼稚的像个弟弟
对外界来说，钱钟书好像有点古板，然而在家人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幼稚鬼。杨绛和钱钟书在牛津的时候，杨绛打盹，钱钟书想趁她睡了，给她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她就醒了。他没想到她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敢恶作剧，只能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勉强过个瘾。
钱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钱钟书还找到一个方法，去欺负女儿，趁钱瑗睡了，他在她肚皮上画一个大脸，挨他自己母亲一顿训斥，他再也不敢画了。
他跟女儿玩游戏，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藏到被子里，恨不得把扫帚和拖把都藏进去，简直萌呆了。以至后来钱瑗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宝藏一一挖出来。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锺书百玩不厌。
也许正因为他爱你，才完全放松，才毫不防备，才展露软弱，才会给你伤害他的机会。
最好的夫妻是志趣上的门当户对
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廖一梅说：“在我们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因为你怕我才会变得更强大
钱钟书曾对杨绛说，“从此以后，我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还有什么情话比这个更感人啊。
钱钟书生重病，杨绛说，“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钱钟书走的时候，一直没有闭眼，她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那个连虾都不敢剪、怕黑怕鬼的小女人，在所爱的人最脆弱的时候，她变得极其强大。
杨绛说，“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书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第三部分的序里表达了他的思念之情。
老年杨绛先生
其实日子也很不幸
上面说了那么多他们仨的恩爱往事，其实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幸更多，只是他们总能乐观面对罢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杨绛是最早受冲击的学者之一。在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来，比丈夫钱钟书还早三天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向来和颜悦色、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她，很快被罚扫厕所，而且不时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最令她尴尬的是剪“阴阳头”，头发剃去一边留一边，成为魔鬼似的半边发。她只好把女儿剪下的旧发找来，自编一顶假发，用来外出遮遮丑。1970年7月，她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这虽说能与先期下放的丈夫钱钟书团聚，但在一个穷乡僻壤，烧砖建房、打井引水、种粮为生，也是够她难受的了，于是不多久就被累病了。在这里，她两口子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文革”期间，无疑是杨绛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但她始终不忘同处逆境中的同事。在“五一六分子”大清查中，杨绛所在的学部造成10多人受迫害致死。青年研究员郑土生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无情打击，使他想到了自杀。在自杀前，他想到自己还欠杨绛75元钱，便走进办公室将剩50元的存折和25元现金塞进了杨绛的办公桌内。第二天，杨绛发现后，感到郑土生此时还钱不正常，连忙赶回办公室，正好遇上郑土生。他低头不语，杨绛也没多说什么，只是上前递给他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是郑土生前天还来的钱和存折，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要耐心、冷静、坚强。这些钱，我不需要，你拿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吧！”杨绛此时也是一个批斗对象，但她的举动，给了郑土生力量，使他活了下来。郑土生后来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主编了中国最完备的《莎士比亚全集》。
一个人给别人一点关心与帮助并不难，难的是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关心与帮助别人。这一点杨绛先生做到了，无疑令人敬佩。人活在世界上，关心、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关心、帮助自己。在帮助别人走出困境的同时，往往自己也走出了困境。这大概就是杨绛先生应对“文革”的法子吧。
钱瑗是钱钟书夫妇的独女，因为钱钟书对妻子杨绛说：“我们要是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比阿瑗好，我们喜欢那个孩子，不喜欢阿瑗了，阿瑗若不是太可怜？”
于是他们夫妻就决定只要钱瑗这一个孩子，他们家就“他们仨”，以至后来杨绛先生把回忆自己家庭生活的书都取名为《我们仨》。
钱瑗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担任语系教授，一生婚姻也是历经坎坷。第一任丈夫名叫王德一，婚后钱瑗夫妇俩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杨绛非常看好这位女婿，甚至还亲手帮王德一理过发。可文革时期，王德一却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还强迫他供出同伙，最终王德一不堪其辱，同时也不愿诬陷他人，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
其实王德一死的相当不值，在他死于非命的一年后，林彪就堕机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一年后反而倒能成为“英雄”。
王德一去世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建了新的家庭。
杨伟成出身名门，其父杨宽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结构工程师。杨伟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是全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他比钱瑗大十几岁，在跟钱瑗结婚时，他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并且和前妻生的的儿子已经18岁了。
钱瑗的两次婚姻都没有子女，第一次婚姻太短暂，第二次婚姻她和第二任丈夫年纪都很大了，不适合生育。
钱瑗最终在1997年因患脊椎癌病逝去世，终年59岁，她没有像她父母一样长寿，让钱钟书夫妇白发人送黑发人。
终成温馨的《我们仨》
1998年，钱钟书逝世。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她眼中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断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杨绛先生最终于2016年5月25日逝世，享年105岁，一家三口终于又能和和睦睦的在另一个世界团圆了。
其实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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