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沦陷的故乡”,这是偶然上网看到的一篇纪实报告文学。我想说,故乡之所以沦陷,除了日益强势的现代文明冲击,还有我们故意的疏离。每个人的童年都听到过长辈这样的告诫: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去才能有出息。于是,一年年,一代代,无数青少年心底种下了与故乡相决绝的誓言。
费尽全身力气求得都市一小块容身之地后,心灵的荒芜让每一个游子感到迷惘。想要寻根,遂把目光拉长,投向那块遗忘很久的土地。然而,我们失望了: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口号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故乡已经“整容”,不是旧日模样。还好,我们尚且拥有美好的回忆。
那么,亲爱的朋友,让我为你燃起一支檀香,在这淡淡的氤氲中,请你安静坐下,尝尝我家乡的橘红糕,听我细细讲述一个正在远去的故事。
从哪儿起头呢?还有两个月就要过年了。就从年节前红红火火的展销会说起吧。
我小时候,还是很喜欢过年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很迷恋展销会的氛围。这种集会一般从过年前半个月就开始热热闹闹摆出来。腊月二十五到二十八达到高潮,真的是后人贴着前人的背脊,前人踩着后人的脚趾头。
展销会汇聚了五行八作。
卖春联的,自备笔墨,在长条的红纸上写上一串串吉祥话。“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是这一行当的招牌,字写得漂亮,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几乎可以当收藏品。
这里种类齐全,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有老人为全家祈福的“新春富贵年年好,佳岁平安步步高”;有父母望子成龙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生意人最喜欢张挂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有农民盼望连来年风调雨顺的“春好禾苗壮,人新稻谷丰”。附庸风雅的人家可以订制个性化春联,比如“绿竹别其三分景,红梅含苞迎新春”,反正卖家肚子里有的是好墨水。
平常影子都不见的镇政府工作人员也要赶来与民同乐,要一张年年不变的“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工工整整贴在单位大铁门的两侧。
卖春联的旁边紧挨着卖年画的。现在年画已经是稀罕物了。我小时候却是常见的。买年画不能叫“买”,叫“请”。老派人家几乎家家都“请”来贴。很多人都喜欢请一张“关公”或者“财神”回去。也有人把“救苦救难观世音”给请回去的。印象中,外公厨房的墙上总有一个胖娃娃冲我笑。有时他梳冲天辫子,大眼睛,抱着红尾巴鲤鱼;有时他身下跨着麒麟,手拿红缨枪;有时他红袄绿裤两手握着一个硕大的铜板。正月里,我的乐趣之一就是看看这个娃娃有什么新的变化。
卖年画旁边紧靠着卖佛经佛珠朱砂黄纸关牒的。柴门陋舍,老婆婆虔诚端坐,捏佛珠一串,念完一遍《心经》就用手指拨过一颗佛珠。等这串佛珠全部拨完,就拿起毛笔,蘸蘸朱砂,在黄纸关牒上点一点。这些黄纸关牒印着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四周是密密麻麻的小圆圈。只有用朱砂把圆圈全部点完,才算一次圆满的修行。
除了这三样,还有无数卖衣裤、卖帽子围巾、卖鞋、卖生活用品、卖吃食、卖玩具、卖烟花鞭炮、卖磁带、卖旧书、卖贺年片的。镇上人、乡下人;走路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的、开桑塔纳的(那时除了这个牌子还没出现别的车子),乱哄哄。空气里充斥着“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每个摊位前都是黑压压的人头。
镇上的人喜欢去湖州市区或者其他大城市添置新装,一般不会在展销会买衣裤。他们买的最多的是烟花鞭炮。条件好的买烟花,条件一般的就买鞭炮。小孩子常跟在大人屁股后头钻来钻去拣没有放完的百子炮,拣到了,美得“骨头没有四两重”,往地上一甩,“啪”的一声吓人一跳。也有买玩具的,大多是带着孙辈的老人。也有买贺年片送人的,尤以背书包的小学生居多。也有买磁带的,一挑能挑半天,买两盒磁带缠着卖家再添上一张明星卡片的,那是青年追星族。
展销会上卖衣裤的,很多是农民出身后来转做小生意的,进的货颜色款式脱不了乡气的底子,所以来逛来看的乡下人特别多。
乡下男人赶集前必去公共浴室洗刷一清,暖堂堂的蒸汽和充足的热水往往把他们的脸膛熏红。他们一边抽着呛死人的香烟,一边翻拣各类衣服裤子,其他不讲究,但耐穿耐脏的标准从来就没有变过,挑选的时间远没有还价的时间长。买好衣服裤子顺便再捎上些新水壶新脸盆。然后,落得轻松,喝点小酒,吃碗素面,去棋牌室摸几圈麻将,带点彩头的小搞搞。
乡下女人就不同了,已婚的带上孩子,未婚的邀上小姐妹,换上鲜艳衣裳,收拾得头面清爽。购物前心里算计一番:要买衣服,那一定是早跟家里的裤子、鞋子甚至戴在手腕上银镯子的样式搭配好了。
早上出门,等她真正开始赶集,基本上已经中午了。她们一步步往里挪,根本走不快,走几步就会遇到熟人,走几步就会遇到熟人,于是兴奋地站在街头叽里呱啦家长里短,浑然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
要是遇到很久没有碰面的熟人,花的时间更不得了,不仅要攀谈几句,还要拉住对方一起去吃碗点心。如果对方有小孩,吃完点心还要给小孩买点小零碎:一般给男孩子买个价廉的玩具,给女孩子买根头绳。对方不要她偏给,她给了对方偏不要,来来回回推搡了好一阵,直到东西落进小孩子口袋,直到一叠声的“什噶(这样)我难为情”、“隔个(这个)有啥好客气”的声音响起,才会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也只有这个时候,拥堵的交通才稍稍松动一些。
小孩子总愿意流连卖吃食的摊位。爆米花最受欢迎。一个中年人,一个有柄的铁球,一个炭炉,一个风箱,一个麻袋,一个小凳子。他把孩子们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密封,接着把铁球放在炭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摇动铁球的柄,旋转到他认为可以了,就卸下铁球,放进麻袋,只听“彭”一声巨响——这是启封了,米粒颗颗像黄豆一样大。爆年糕片也很好吃。记得有一回,我把一袋切得拇指粗细的年糕片交给他,还回来时一片片蓬松胀大,嚼起来“空隆空隆”响。
糖炒栗子光顾的人不少。一口大铁锅,里头倒上黄沙,再倒进板栗,加猛火,拿长柄大铁勺“匡匡匡匡匡”地翻炒,炒好了用干净的纸袋盛好递给你。那是真正的糖炒,一点不掺假,从皮到肉都是甜的,且甜得很均匀,不像很多年后在大城市吃到的,只有栗子皮有一丁点甜味。
铁锈红的烤红薯炉子立在街头,一群“小八腊子”(家乡对小孩子的昵称)咽着口水围在炉边等待香喷喷的红薯出炉。拿到一个,烫得厉害,只好左右手互相倒腾,“呼呼”地朝它吹气,等不及红薯变凉就一口一口开吃,那副馋痨相想起来就好笑。
做饴糖的艺人在孩子心里是神秘的,了不起的。你看他的双手多么灵巧,在一块铁板上用糖浆随随便便晃几下,公鸡开始昂首挺胸了,猴子开始摘桃子了,老牛开始耕地了,灵蛇开始跳舞了,小马开始过河了,猪八戒开始背新娘子了。做饴糖的身边常放着一个十二生肖的转盘,小孩子转到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做梦都想转到龙,不仅图案稀奇,还因为做龙的糖浆消耗量比做其他动物要多,可以吃个痛快。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每次都转不到。十岁那年,好容易让指针停在了龙上,周围一派羡慕嫉妒恨的表情。谁知做饴糖的艺人皱皱眉,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转到过龙,所以他忘记怎么做了。最后,憨厚的师傅做了一只猪,又赠送一只老鼠,拍拍我的肩膀说:“拿好,开心点啊!”
展销会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会有各种“大篷车艺术团”来演出。
大篷车到了以后,会用布幔架子搭起类似蒙古包一样的大帐篷,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招徕观众的吆喝声:“甜歌星献艺,口技大王登场,开放的舞蹈……”买票进去,里面摆满了长木条搭成的座位。主持人的风格很想往央视春晚上靠,但怎么看怎么像央视春晚的猪圈版。节目很丰富,歌舞相声小品杂技戏曲都有。只是唱歌有对口型的嫌疑。舞蹈就是少女穿着比基尼简单地扭屁股拗造型。相声小品难免夹带少儿不宜的私活。杂技是天桥卖艺的喷火顶缸。唱戏的唱着唱着居然会唱破了音。这样的演出,镇上人不屑一看。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除了外来打工的,就是乡村男人。过于贫乏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对这种演出照样如饥似渴。
还有一种大篷车受到的待遇就不同了,几乎可以用举镇(村)癫狂来形容,那就是马戏团。记得上小学看过一回,买票那个难啊,比得上在杭州买演唱会门票了。场地搭得豪华,还有很多商家做广告,镇政府特意在本地的电视节目中滚动播出这则消息。印象最深是摩托飞车。摩托车在特定的场所沿着墙壁一圈一圈地升高,车手还要做出脱开双手、倒立、旋转、叠罗汉等高难度动作,看得人心惊肉跳却非常过瘾。回去的路上人人都在谈论。那一年寒假作文的质量让语文老师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遗憾的是,马戏团难得遇到,而前面那种档次的大篷车见到的太多了。
过了腊月二十八,展销会慢慢收摊了。到了年三十,所有人都窝在家里忙过年呢,只有一地的垃圾告诉大家这里曾经热闹过。
写到这里,窗外传来袅袅越音,是《孔雀东南飞》里的一折《惜别离》:
惜别离,惜别离,
无限情思弦中寄。
弦声淙淙如流水,
怨君此去无归期。
在如今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代,即使有归期又如何?回去的,还是心底深处那个时时提供精神养分的故乡吗?
新婚回乡,故乡新增了大广场、大茶楼、饮食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酒店,还有各种数不清的足浴城。超市遍地开花。女装街也有了雏形。生活越来越向大城市看齐。我问自己:“你应该高兴的,不是吗?你曾经的离去不就是厌恶她的闭塞、庸俗、不够繁华吗?”可是,当一切逐渐实现时,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强烈的失落,五味杂陈呢?那感觉仿佛一个戏迷揣着满满的期待、激动、幸福走进久别的剧场,却发现《红楼梦》没了林妹妹,《白蛇传》缺了白娘子,《梁祝》不见了祝英台。
展销会依然还在,只是春联、年画、佛经、爆米花、糖炒栗子、烤红薯、饴糖、马戏团都不见了。其实不见的何止这些,还有赶集人悠闲的心态和充满趣味的生活细节。现在的展销会,跟大城市任何一个小商品市场没有任何区别,千篇一律的商品,千篇一律的大减价,千篇一律的急躁和争吵。
到底还是回不去了啊。我心如水,而故乡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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