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写过一篇简书《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纪念＂七七事变＂，探讨全面抗战为什么爆发于中国腹地北平卢沟桥。在这篇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近代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切来自于甲午大清战败，进而提出甲午年间如果大清迁都西安持久作战，抗日战争将提前42年爆发，世界史必将改写。可惜，历史事实不是这样的。上文中本人进一步分析了大清当年为什么没有采纳康有为＂公车上书＂迁都、练兵、久战的策略。本人还斗胆提出一个观点：大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迁都西安有政治疑虑，惧怕内地汉臣保中国不保大清，乘机翻盘，故甲午战争不可能打成全面持久抗日战争。文中又进一步提出为什么满清能入主中原的历史课题。时隔半年，温习明史后，今天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历史的迷宫，解答这个问题。
万历十五年
先给出答案：大明亡于距今400年的萨尔浒之战（公元1619年农历3月）。萨尔浒之战（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其实只有短短5天时间，战争结局决定了276年后清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318年后中日战争的必然开端，也预示了自1894年来近现代中国人的苦难与辉煌。
先列萨尔浒战前双方总体实力。
女真后金（满清的前身）战争实力：
总人口：＜100万
军队数量：＜10万
生产力：原始狩猎业、牧业
军事科技：重甲、骑、射
军事体制：牛录制、八旗制
大明战争实力：
总人口：＞1亿
军队数量：＞200万（军户编制数）
生产力：传统耕种农业，工厂手工业（纺织、陶瓷、茶叶等）
军事科技：火门枪、佛朗机炮
军事体制：军户制、鸳鸯阵法、步骑炮枪车混成步兵
很明显，大明相对于当时的女真后金有超越百倍之总体实力。
先来看看战前双方准备。双方都有较为充分的战前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就是银子。查阅各种史料，大明户部战前预算此战需耗银300万两。万历皇帝知道大明享国200多年，在他任上又经历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平定贵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等＂三大征＂。万历十年前张居正＂一条鞭＂财政改革后遗留的殷实国库已然消耗殆尽。但是，女真后金已于战前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这一仗是逃避不了的，是必须要打的。万历皇帝带了个头，拨出宫中私房钱 ——内帑100万两银子，同时命中央户部给当年全国田亩加税三厘（除贵州外）、全国各级官员降年薪50%、南京留都各部献银100万两等，终于凑足了预算的战费。至于女真后金一方，平时本在东北白山黑水密林中狩猎为生，生活就是打仗，也盼着打这一仗用缴获的银子和粮食来改善生活。据史载，战前为了赶制铠甲和刀箭，后金延浑河十数里开设了铁匠铺，日夜赶工，厉兵秣马。
集中兵力才能打大仗，这是战争双方都知道的原则。据各方考证，战前数月之内，大明集结了当时辽东和全国精锐兵马9万多，外加动员藩属国朝鲜军队1.5万，总计11万人马，号称47万，志在犁庭扫穴。后金集结了所有能提刀上马、弯弓射箭的人，总计7万余人，严阵以待。战场兵力上大明占绝对优势。
打仗打将，千军易得，一帅难求。双方都在精选选将帅。大明中央吏部和兵部召开会议数十次，报万历皇帝审定，选定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常务副总长）杨镐为三军前敌总指挥，持万历帝尚方宝剑座镇沈阳城，率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以下，全权负责战略筹划。选定大明四大总兵宿将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带兵上战场出战。这四大总兵都是经历万历前期＂三大征＂，20来年间在大明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强将。大明前敌总指挥杨镐曾于23年前（公元1596年）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军委纪委副书记）奉万历皇命经略援朝抗日军务，是当时大明排名第一的军事帅才。后金军总指挥为努尔哈赤，属下为皇太极等一群八旗统领、贝勒。可以说，双方都押上了老本，志在一搏必胜。
再来看看战役进程。大明分进合击与后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对决。
大明战役决策：分进合击。在南北相距400里的弧线上，兵分四路围剿，会师后金老巢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一战灭之。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4万人马，从开原城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2万余人马，出抚顺关向东，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兵2万，出清河堡，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綎指挥3万中朝联军，出宽甸，从东面直捣后金巢穴。
后金战役决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发挥骑兵灵活的机动作战能力，各个歼灭对手重兵集团。首先，厚集八旗精锐步骑6万，迎击欲立首功、冒功突进的西路明军杜松部。农历3月初一，双方对峙于萨尔浒山。努尔哈赤使佯败诱敌之计，把杜松部明军火器营和步兵隔浑河分隔包围后猛攻，明军野战不敌，于当天日落之前溃败，杜松战死，所部2万余人覆没，无一生还。次日，努尔哈赤率初胜之军转战北上至尚间崖，骑兵集团反复狂飙冲击，一举击溃北路明军马林部，监军潘宗颜中箭落马，近万明军战死，余部随马林溃逃进开原城。接着，努尔哈赤倾巢出动，挥师7万南下，一边休整部队、一边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岗采取混穿明军衣甲的障眼法，诱骗包围了东路明军刘綎部。努尔哈赤对朝鲜军队诱而降之，对明军围而歼之，激战中刘綎阵亡，所部近2万人先溃后殁，朝鲜军队姜弘立所部1万余人投降。在沈阳的明军前敌总指挥杨镐闻知三路大军接连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
战役结局：后金军大胜，大明军大败。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5 天打3仗，高强度机动作战，接连歼灭击溃击退四路明军。四路明军文武将吏战死300多名，士兵阵亡近5万人，亡失马驼炮枪车等甲仗、粮草无数。
萨尔浒之战态势图
从此，＂金（清）军满万不可敌＂传遍大明朝野，明军彻底丧失与金（清）军野战的信心和能力，明金攻守之势逆转。当年6月，后金打下开原城，马林毙命，余部3万人覆灭。7月，后金攻占铁岭城。从此，后金努尔哈赤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大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为筹措饷银剿灭外患，大明朝大幅裁撤了每年耗银数十万两的驿站，并不断加派＂三饷＂于全国农民（辽饷、练饷、剿饷）投入辽东战场。10年后即公元1629年，一个失业驿卒李自成在陕北聚众起义，自号＂闯王＂，15年后率众攻入北京城，大明灭亡，满清入关。
萨尔浒之战，大明战败的原因简析。
一、军事统帅人才调零，临大战无人可用。有史家学者说，大明用杨镐为辽东经略是用人不当，杨镐无能才致明军大败。翻尽明史，很遗憾的说，比杨镐更适合当辽东经略的人，当时还真没有。难道堂堂大明朝，找不到一个比杨镐还强的军事主帅了？确切地说，当时千真万确是找不到一个比杨镐更有资历和更有能力的军事帅才。
首先要说明“经略”和＂总督＂这些职务，是明朝＂以文制武＂的国家制度设计，必须由文官来担任。哪怕是大明战神戚继光也只是一省总兵，其直接领导也是文官，即先后任福建巡抚和蓟辽总督的谭纶。职业武将们不能当军队统帅是明朝继承自宋朝的祖制，不可更改。
然而，大明朝“以文制武”200多年，自有一套培养历练军事人才的文官选拔体系。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文官，在理论和事实上也有不少。但是，到萨尔浒战役开打时即万历47年前后，却恰恰是明朝“军事文官”人才凋零的年月：剿平宁夏叛乱的叶梦熊，去世于万历25年；痛击侵朝日军的刑玠，去世于万历40年；平定西南贵州土司的李化龙，去世于万历39年。万历朝更早的文武黄金组合：东南横扫倭寇和镇服北方蓟辽的谭纶和戚继光也早已不在人世。曾经经历过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战，有丰富作战经验与足够资历的统兵文官，数来数去，大明朝还就只剩了一个杨镐。整个大明王朝军事人才库调零枯竭，终于在萨尔浒之战前，闹出“大明无帅才，杨镐当经略”的局面。
二、战略战术失当，面对有代明取天下之意图且有高度机动作战能力的强敌打不了野战和硬仗。有人说杨镐＂分进合击＂战略失当，导致满盘皆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万历＂三大征＂中，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明军都是实施的＂分进合击＂之略，完胜叛军。在西北和西南都奏效的战略为什么到东北就失效了呢？要说萨尔浒＂分进合击＂战略也决不是杨镐一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大明兵部、蓟辽总督府、辽东巡抚府里等一般幕僚在万历朝历经数战，都不是吃素的。＂分进合击＂战略应该是当时大明军事领导体制中最容易成功实施的战略。前述宁夏之役三路围城（公元1592年）和播州之役八路进军（公元1599年），就是战争胜利实践的证明。然而，这里忽略了另外一项战争制胜原则——战争战略要因敌而变。打仗胜败的关键是看战争对手是谁，有什么战略意图。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都是当地割据势力反叛自立，并没有主动谋取大明天下之意图。战端开启时割据叛军就摆出了一副闭关固守的挨打架势。此时，大明军队＂分进合击＂战略才得以顺利实施，持久围而攻之即可大功告成。但这一次面临的是后金努尔哈赤部，此人有代大明取天下的雄才大略。更加不同的是，数万后金八旗铁骑具有高强的机动进攻作战能力，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坚守某一个城堡。通过歼灭敌之有生重兵集团来打破围剿是后金军的战略目的。面对极具进攻精神和能力的对手，＂分进合击＂正好投其所好，便于发挥骑兵的高度机动作战能力，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所以，从战略上看，＂分进合击＂战略用来剿灭后金八旗必败。战略上的失败，任何战术上的胜利是弥补不了的。更何况各路明军步骑炮枪车的混成战术，在火药化武器处在前膛火门枪炮的时代，面对后金的重甲骑兵也没有多大的优势，特别是面对有两三倍数量优势的飘忽不定的迅猛冲击的野战骑兵来说，只会处在劣势。明军步骑炮枪车混成战术用于守城或攻城都可以奏效，用于平原或山地野战就差强人意了。再加上后金努尔哈赤部是内线作战，又占据获取情报、熟知地形等掌控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的优势。所以，打大伏击战、运动包围战成了萨尔浒战役中后金军屡试不爽的战术。
三、大明军政腐败，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积重难返，气数已尽。大明开国到万历年间已有200余年，万历前期十年里，帝师兼首辅张居正主持了＂一条鞭＂财政改革，出现了万历十年中兴，大明一度回光返照，一时府库充盈，中央户部结余存银上千万两。然而，至1587年万历十五年开始，万历怠政三十年不上朝。此间天下纷乱四起，遂有万历＂三大征＂，户部存银不断用于各方战事，被消耗一空。为填补财政亏空，万历皇帝直接任命成千上万的太监充作矿监稅使四出全国，搜刮民财，民怨沸腾。再加上各级官僚贪污自肥，各地藩王鲸吞豪夺，大明朝最底层 ——农民——大量破产，国内尤其是河南、陕西等数省流民四起。国难事艰，忠廉之士日少，奸腐之徒日多，大明朝野各色人等或公或私党争不休。据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记载，萨尔浒战前，明军上下还十分轻敌，以为辽东女真部与此前的宁夏和播州叛军一样不足为虑，只要数路大军一拥而上就可全胜。其时，萨尔浒战后一年左右，就有《筹辽硕画》一书刊行，里面收录了589条实证材料，指出各路明军匆匆召集，由于政治军事体系腐败表露出的军队缺乏战术指导，未经临战训练，后勤供应不足，装备质量低劣，治军纪律松懈等种种败因。所以，大明历史走到万历47年，山海关外不足百万人的女真后金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萨尔浒一战鼎定攻守格局。内忧外患之中，大明王朝距谢幕只有25年，在摇摇晃晃中快走到了尽头。
历史其实是一圈套一圈的连环套。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不到一周之内，就这样以一种令人不胜感慨的奇异的方式决定了以后400年来中国人的家国命运，预划了以后四个世纪的东亚史和世界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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