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好像是后半夜才开始下的，昨天晚上，我从山下回林场时还是繁星满天呢。
母亲一边往桌子上端鸡蛋羹一边唠叨着：“这个鬼天气，好端端的一个清明节，偏偏下起雨来，你们上山给你爸扫墓要带上雨伞，别淋湿啦。”
其实早就听到母亲和嫂子在外屋忙活，我硬是赖在通热的火炕上不愿意起来，在城里睡了多年的床总是感觉没有这火炕舒坦，巴不得再多躺一会儿。
“二弟，起来吧，蛋羹就要凉了，”我睡眼惺忪地睁开眼，哥哥不知什么时候进的屋，正在火炕边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
哥哥从小就性格憨厚、笃实，不轻易言语，父母交代的事他从来都不打折扣。打小父亲就看不上我，说我是“二滑屁”，因了这个，我也没少挨父亲的巴掌。后来我到城里上班，母亲的生活就由哥嫂照顾，街坊都说哥哥有福，一杠子都压不出个响屁的老实人，竟找个贤惠老婆。这话我信。
吃过了早饭，哥哥已准备好了铁锹和镰刀，我问母亲：“妈，你也去吗？”
母亲边做着手里的活儿边说：“不去了，以后也不去了，你们已经长大成人，这些事情由你们去做吧。再说你爸都走二十年了，我的泪窝子也早就哭干了，你们哥俩快去快回，你嫂子早上起来就杀了只鸡，中午你们哥俩回来好好喝点。”
我应了声，和哥哥出门向东山梁走去。
东山梁并不远，距林场只有几百米，站在林场的场部就能看到山梁的坟地，小时那片坟地于我可谓神秘和恐怖。
一次我和哥哥去那儿采猪食菜，一不经意便找不见了哥哥，我喊破了嗓子，却听不到一点回声。我已无心采菜，要紧的是找到哥哥，我在坟地中胡乱地闯着，头皮发麻，汗毛倒竖，衣服被树枝刮破，小腿也被划得鲜血淋漓，当我找到哥哥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对坟地的恐惧大概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如果有人说那里有金元宝，我也不会去找的。
如今我对那里已不再恐惧，反而有些亲切，因为在那山梁的上面躺着我的一位亲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的身边还躺着许多他的伙计们，他们和父亲一样，早些年从关里来到林场，死了之后又都埋在了一起。如果有一天哪位老人早上不再醒来，其他老人也并不悲哀，人死了也没离开林场，只是东山梁上多一个土包而已，那山坡上有好多先走的老哥们给后到的做接应，死者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
况且山坡距林场恁近，活人在林场放个屁死人那边都能听见，老人们拍拍已经僵硬了的死者：去吧，去那边给伙计们带个好，哪天我们也会去找你们的。
毛毛细雨在山梁上扯着亮亮的银线，山梁的空气湿润而清新。我和哥哥边走边聊着林场和家里的事，根本找不到一点“欲断魂”的感觉。相反，我更喜欢这样的雨天，整个山梁都笼罩在朦胧之中，不知是人间还是隔世，氤氲的雨气让人们恍惚、缥缈。
小路的两边竖着一块块石碑，那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哥哥，你看，那不是林场西头的杨伯伯吗？他故去也有三十多年了吧。”
哥哥心情沉重地说：“差不多了，唉，可怜的杨大娘日子不好过呀。”
再往前走就是邻居赵三伯的坟了，他老人家更惨，早些年和我父亲一起被划为四类分子，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就郁郁而终。
父亲要比赵三伯的命运好些，咋说他也熬到了平反昭雪。
父亲年轻时性格倔强，他的骨子里天生就缺少趋炎附势的东西，加之一个不好的成分生硬地刻在了他的身上，故而大半生的蹇厄、困顿和缧绁就不足为奇了。
但林场的人们都想念他，这些年来，健在的老人一走到我家门前，就想起我的父亲，家里的自行车坏了，顺路就迈进我家的院子，喊着：“老夏在家吗？我的车子坏了。”
我们迎出来让老人进屋坐坐，老人这才瞿然醒悟，背着手说：“哦，哦，没甚事。”便走出了门。
有时早上出门，就能发现院里放着一把葱，或者一兜菜之类的东西，母亲每次拾起这些好心人送来的东西都要落泪。
父亲在林场工作了三十多年，哪家有为难事他都会帮忙，林场的人都稔知他，在他们记忆的底版中我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好人，如果说我的身体里尚存些优良的东西，都应归功于父亲的血脉。
雨线撩着我和哥哥的发梢，似水似雾。脚下是刚刚让雨水舔绿的小草，小径弯曲而平整，前面不远的树下，父亲的墓碑已清晰可见。
我俩来到坟前，勤快的哥哥麻利地用铁锹铲除地上的草皮，我用镰刀割着坟上面的杂草，边割草边想：人呐，就是这么回事，父亲在阳间血汗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茕茕于这蕞尔的一隅，山下的房子再小也比这坟包宽敞呀。
早些年，我家的房子确实窄小得可怜，一铺火炕上躺着父母和我们姐弟四个，虽然挤了些，但整个屋子都充满了生气。到了冬天，天黑得很早，屋外刮着“大烟炮”，全家人只能蜗居在逼仄的屋子里。
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纳着鞋底，父亲抽着旱烟，美美地看着我们哥几个在炕桌旁写作业，温馨添满了整个小屋。那破旧的小屋是我灵魂的所在，他陪伴我走过了少年和青年，如今，我无论走到哪里，怀里都揣着那温暖的小屋。
父亲去世那年才五十八岁。他走后的两年里，母亲整日泪水洗面，去地里做活的工夫，也要偷偷去山梁上哭一场。
于父亲，享福只是一个过客，他还未来得及品味一下便撒手人寰，他的辞世我们家人都始料未及，大面积的脑出血使父亲昏睡不醒，七个小时后就咽了气，被人抬到到这山梁上睡起大觉，一睡就是二十多年。
那五十八岁的没有血色的面容在我记忆的底版中永久定格，他和山梁躺着的其他老人一样，搭乘着时光的流速，在林场草草地完成了一个卑微的生命轮回，便遁到山梁阴暗的土包里，享起清福。
我伫立在坟前，倾听着周遭的声音，隐隐约约，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接着是开门、关门的动静。
我看到了，看到父亲披着一件他生前常披的旧雨衣，背着手，在已被我和哥哥清扫干净的院子里踱着步，他不时地抬头向门口望望，显然已看见了我们，但他一句话也没跟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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