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彰明较著
［释义］：彰、明、较、著：都是明显的意思。指事情或道理极其明显，很容易看清。
［出处］：《史记·伯夷列传》“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司马迁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他总结了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也从《庄子》里拿来柳下跖的奴隶起义作对照。按照当时的道德评价，伯夷、叔齐是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高人，而柳下跖是十恶不赦、人伦丧尽的恶徒。但是偏偏这位“盗跖”高寿而终，伯夷两人却饿死荒郊，如此强烈的反差，瞬间否决了那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俗话。
所以，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顿时怒火中烧，“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越是处事谨慎，越是容易被欺负，招致祸患；越是嚣张无忌，越是挖空心思害人得利，反而善终。司马迁既走过江湖之远，又久见庙堂之高，对这些正不压邪的现象可谓是见怪不怪。正因为如此，他秉笔春秋，才压制不住那股子火气，乃至于质问天道。
当然，面对这些现象，司马迁这个标准的士大夫可以尽情开火，一吐胸中不快，但是他依然没有实实在在的应对之策。要不然也无需用“彰明较著”一词，无非是看的越明白，痛得越真切罢了。
司马迁的痛苦，正是中国古代士人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击中了传统儒家礼法精神的软肋。
儒家的很多立场，之所以正大光明煌煌大气，就在于他给了阶级社会中人心以道德坐标。中国古人是最讲究道德评价的，这不仅是商周以来周礼的延伸，更是儒家两千年力图保证的战略制高点。
封建社会的诸多道德形态，有的立足于义利之辨，有的根源于君臣大义，有的着重于修身养性，有的颇有见地，有的实在恶劣，它们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大网，既给了每个民众按部就班的人生节奏，也影响了两千年来大家的价值观。
总体看来，中国古代士人忧患意识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忧君。君主是古代王朝立政治国的出发点，古人对于忧君之关切，总是承载着某种安危存亡之道。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凸显的意蕴寄托在当政者须怀着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忧政”之中。
东汉史学家荀悦把君主分为五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中国古代多人治少法治，所以选人用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对君主识人鉴人充满了期待。
另一方面是忧民。从秦代开始，实际上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基本成型，以后的唐宋元明总是对秦朝酷刑统治滥用民力指责不已，但在治国理念上却基本如出一辙，古代士人也是一致。
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后，孔子的观点被传统士人反复引用。
集儒法两家特点的荀子在《王霸》里写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传统士人对生民之苦多有关切，也充满同情，以至后来引发出了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是把忧患意识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结果每一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用尽所有的心血，捍卫着圣贤书里描绘的“理想国”。那里有礼贤下士的君主、大公无私的文臣、杀身成仁的将领，小人几乎绝迹，君子大行其道。那里为人处世，对要对的理直气壮，错要错的心甘情愿，秩序井然，各安其位。
但是，封建朝堂之上，奉公体民者如凤毛麟角，贪虐残暴者如黄河之沙，不用说“彰明较著”的“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光是噤若寒蝉、明哲保身的骑墙派就占了盈廷大臣的多半数。儒者礼法的苛求始终抵不过世俗酒路灯红的磨蚀，再多发自肺腑的“劝世良言”总成了案头的摆设、纸糊的门面。
诸子百家没解决的问题，司马迁心里明镜儿似的。明知是一道无解的方程，也只好暂时忘却演算的过程，低着头做下去，直到生命终结。
这是太史公的信条，更是历史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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