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睿以时方多事，不能从。
【小月说】熊远的建议其实涉及制度建设。所谓制度就是给做事的流程立章建制，众人好有所依从。这个道理好懂，但做起来难。首先难在尺度，复杂了让做事的人全耗在审批上了，简单了又放纵了做事者。我呆过一个公司，大约三百多人，一开始没怎么立规矩，后来大搞内控建设，一下子出台了二三十项制度。最苦笑不得的是，很多流程在钉钉线上走完了，线下还得打印纸质版再走一遍。 除了尺度，制度实行还有一大难处便是范围。熊远说领导可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领导品行好的还好说；若领导愚贪，上行下效，制度就成摆设了。
【译文参考】
熊远上书，认为：“兴兵以来，处理事务不依照法令，各官署都竞相自作主张，遇事临时建立制度，但朝令夕改，又导致主事的人不敢承担责任，每当决断时都要报告请示，这不是执政的法度。我认为凡是对决策提出异议的，都应该引用法令和经传典籍，不得简单地用情理来论说，没有一定的标准作依据从而损害原有的典制。如果放任让大家都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措施行事，都用权宜变通的方法处理事务，这是君主所能够作的，而不是臣下所应当独自使用的。”司马睿因为当时事情很多，没有能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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