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温词一向被称为句秀，因为虽然时有佳句，但篇章结构方面脉络不够分明，多用华美之词描写实景实物，固然精艳绝人，但情感体验不深。而韦庄词正是以明白晓畅见长，多直抒胸臆，不用大量辞藻堆砌，风格清朗，情真意切，所以“骨秀”。但韦庄的词又缺少概括力，李后主则把自身经历的破国亡家之惨痛遭遇，将封建社会中的历史变迁和人事变换概括殆尽，泛化为普天下的世事沧桑和人生痛苦，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宇宙人生的体验和审视。，能引起普遍共鸣，所以用“神秀”来形容李后主的词风恰如其分。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引申到西方文论里面文学创造对象的问题。古希腊人认为文艺起源于对宇宙或世界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认为艺术的可以模仿世界。另一种与模仿论对立的理论史情感说，主要盛行于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的时候，这些浪漫主义艺术家认为艺术的职责不是模仿自然，而是表现心灵表现情感。其实这个理论比模仿论进步了，在文学创作中加入了自己的情感，使文学意象情景交融，更具艺术感染力。温庭筠只是对女性的美貌、服饰、神态和室内的华贵陈设做精雕细刻的描摹，缺少情感的感发，其实也是模仿型创作。韦庄的抒情清丽婉转，一往情深，可以归为情感派。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对象是社会生活，无论是侧重于内心的抒写还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知道很多人一看到这样的话就嗤之以鼻，但我突然惊奇地发现这个理论怎么这么适合李后主。李后主本身具有超常的文学天分使得他和其他混迹宫闱的人不同，但是如果他如果没有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的跌宕经历，恐怕也不会“感慨遂深”，写出“眼界始大”的词，只有饱经风霜的真性情者才会从逆境中感悟到深刻而广泛的人世之悲，所以说在本质上，只要是文学家就离不开体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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