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问过一个及其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古代拥有世界上最为璀璨的文明，但为何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状态，因为对近代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没有一件是在中国诞生的，例如拯救无数人的青霉素，引领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的蒸汽机，促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流和内燃机，以及将人类推入信息化大门的计算机，CPU，操作系统，互联网，以及手机，这些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巨大的科技成果全都与中国人失之交臂，当谈及近代科技文明时，每个中国人或许都会有些许脸红和难堪。
说到科技文明，我们最喜欢用来遮羞的是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中国率先发明了火药，然而在之后的千百年里，火药的功能始终保留在其发明时的状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任何改进，而火药在中国的经济，军事等行业几乎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火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得以广泛应用，还得等到1864年，诺贝尔对炸药成分硝化甘油的深入研究，并分离出导致炸药易爆物质--雷酸汞后，才发明了稳定不易爆的硝化甘油炸药，后来诺贝尔继续深入的进行定量研究，找到以硅藻土作为吸收剂，进一步的提升炸药的安全度后，炸药才正式登上了人类文明的舞台。想到这，我会很困惑，为何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了火药的特性，而真正把握火药本质，并能将其巨大威力至于人类掌控之下的却是瑞典人诺贝尔呢？
说到底，中国文明的本质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老祖宗发现火药是在炼丹过程中，无意发现若干种化学物质掺杂在一起后，会产生爆裂效果。然而我们对爆炸的认知只停留在表象上，根本无法深入认识导致现象的内在原因。因此中国古代文明是通过大量的经验积累形成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对造就原因的本质进行定量的分析。老祖宗在多次实践中知道，哪几种特殊的石头混合在一起能够引爆，但不知道这些石头的成分，以及以何等比例混合在一起能够产生何等的爆炸效果，这就使得我们知道某种特定现象的存在，但无从把握和控制现象的发生，因此中国的古文明其实是搭建在经验的基础上，这就相当于你把城堡建造在一堆沙子上，没有扎实的根据，经过时间的风化，没多久便消散得无影无踪，所以我们的文明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发明，失传，再发明，再失传，因此我们的认知一直在原地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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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认知停滞最典型的就是中医。中医直到现代还拿三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奉为无可置疑的经典，三千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写出一部超越《皇帝内经》的中医著作，究其原因在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是定性而不定量，没有量化分析，后人根本无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只能反反复复的去重试老祖宗说过的各种现象。在中医效用争论中，中医粉往往异常坚定的说，某味中药在其某个亲戚身上使用后产生了好效果，所以他便毋庸置疑的坚信中药肯定是有效的，这就犯了只看表象不究本质的错误。
现代医学在检验一种新药是否真正有效时，决不能是给一两个人吃了有效就认为真有效，而是需要进行大规模的FDA二期临床试验，参与者通常是几百人，被分成两组，分别是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使用安慰剂和新药，从而能够从统计学上判断新药是否真有作用。假设某一种新研制的降血压药，让某个病人吃了血压从160降到140，你可能觉得效果很明显，但并非参加实验的人都能取得相应效果，假设采用真药的实验组中有50%的人吃药后血压下降，而服用安慰剂的一组，有35%的人因心理作用，使得血压也下降那么多，这么一来你就无法确定血压下降是吃药的效果，还是身体自身作用的效果。
如果FDA二期临床试验能通过，那么它还得进行FDA三期临床试验。这次试验要求更严格，采用的样本量更大，往往需要几千的数量级，而且为了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试验的地区必须具备分布性，也就是你不能只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做实验，你还得对四五线小城，甚至深山老林里的人做实验。只有通过严格的对比参照，使用新药后的效果具备有意义的统计学结果后，这种新药才可以被认为是“较大概率有效的”。中医发展至今，你时常听到针灸，拔火罐，特殊调配的中药对某某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我从未见过中医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从来没有见过在统计学抽样上验证中医的真实有效性，只能是道听途说的了解到中医某种疗法神乎其神的功效，而且这些描述还具备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在我看来，中医疗效很可能是心因性效果，也就是产生作用的并不是那味中药，而是你吃了后心理感觉良好，从而促进了身体的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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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意象思维，只识别现象，无法识别本质的思考方式，使得文明无法向科学转变。中医无论如何“博大精深”，只要它的思维方式不转变，它永远踏不出实质性一步，例如中医知道用青蒿治疗疟疾，但永远无法像屠呦呦那样提取青蒿素，使得疟疾真正得以治愈，我们看看另一种重要药品的发明就可以知道为何意象思维使得中医始终停留在巫医的层次，这种药品就是挽救无数人生命，极大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神药：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是全人类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的药物。即使在今天，它每年被消耗四万吨，1000亿片，以全球70亿人计算，每人一年吃15片。阿司匹林用途异常广泛，最早是为了止痛退烧，慢慢的人们发现它居然能预防血栓，现在还发现其具备防癌效果，它是一种疗效好，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的神药。阿司匹林由德国医药巨头拜耳的员工霍夫曼发明，拜耳也正是因为这味神药起死回生。阿司匹林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提取剂，就像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一样，霍夫曼从柳树皮中提取水杨酸才制成阿司匹林。
早在远古的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人就知道用柳树皮煮水喝可以退烧。由此可见中医并非中国独有医术，它只不过是一种古老的意象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医学，在很多古文明中都存在，只不过中国将其发挥到极致。古人知道柳树皮煮水可以退烧这一现象，但无法搞懂导致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这是传统医学的缺陷。传统医学不了解药理，无法掌握其中的化学成分，因此药的药性和毒性就无法把握，以致于疗效往往难以预料，曾国藩就在其著名的家书中就多次告诫家人“不信巫，不信医”，“良医七分救人，三分害人，庸医七分害人，三分救人”。到底救人是七分还是害人是七分，全凭医者的经验和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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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明的医学很长时间里并无二致，都是通过经验观察得知某些天然矿物质或植物能对某些疾病有特效。但由于不知道导致效用的真正原理，因此用药后效果很难确定。制药技术真正实现突破是在现代化学诞生后，药理学家才懂得依赖化学方式从矿物质或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1763年英国科学家爱德华.斯通在柳树皮中发现水杨酸，由此才搞明白为何柳树皮煮水可以退烧，此前两千年人们都搞不懂个中原因。
要从柳树皮中直接提取水杨酸几乎不可能，只能化学合成。在水杨酸被发现一个世纪后，法国化学家格哈特才于1853年在实验室中合成水杨酸，但就如同硫酸，盐酸一样，水杨酸具有强腐蚀性，不能直接服用。它对胃的刺激非常大，如果直接服用，其副作用比疗效更大。由于当时分子结构理论不完善，格哈特对水杨酸的分子结构成分不了解，几年后他在实验时中毒去世。此后40年科学家开始致力于解析水杨酸的分子结构，直到1897年拜耳公司的霍夫曼经过艰苦研究，从合成的水杨酸中提炼出治病的有效成分水杨苷，并经过一系列的改进，去除其对胃的刺激性后，才形成一种有效的镇痛药，由此人类医学史上的第一大神药阿司匹林诞生了。
从阿司匹林的发明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几点。第一，从认识现象到掌握本质之间需要思维模式的巨大转换。认识现象需要的是观察能力，而掌握本质需要量化分析能力。阿司匹林不等同与水杨酸，更不等同与柳树皮煮水，同理屠呦呦的青蒿素不等同与中医中的青蒿草煮水。从原材料到药品的发明，需要漫长的认知转变历程，这个过程也体现出真正有价值的发明与一些偶然观察发现存在巨大差别。第二是只有掌握事物本质而非肤浅的了解表象，我们才能够获得可预期的效果，获得可叠加的进步。偶然的成功和重复性的成功决然不同，前者是盲人摸象，是依赖于经验的瞎蒙，后者则是掌握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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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表象主义，追求对概念进行严密，清晰的定义，是实现知识积累和逻辑分析不可逾越的前提条件。清楚了概念的定义，那么知识便于个人的观察无关，而是遵循概念以及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结论。中国古文明的一大问题在于概念模糊，因而无法抛离个人经验而进行逻辑推理，例如所谓的“天人合一”，你根本无法定量的理解它表达的是什么，一个人达到什么样的生理或心理状态，例如血压，心跳，呼吸率等指标达到多少才算“天人合一”？没有客观标准，个人修炼时如何断定我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那只能凭借个人感觉来决定。没有清晰的概念定义，自然无法衍生出逻辑推导，于是他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别人就不能在他的基础上更好的进入“天人合一”状态。牛顿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我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这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清晰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是爬上巨人肩膀的阶梯，正因为中国古文明总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面目示人，这就使得后人很难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精进。所以如今的中医没人敢说他们超过了五千年前的《皇帝内经》，中餐经典的”加盐少许“，永远无法让一道美味的菜肴实现可复制的创造。
中国的关联式思维方式，使得概念模糊朦胧，进而无法依赖理性和逻辑建立起坚实的知识大厦。中医一直在讲”气“，没有任何人知道所谓的”气“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它是一股在身体内流转的气流吗？是的话就可以探测到它，进而衡量它的流速和气压，其实说这话的人其实自己也不清楚”气“到底是什么，说这话的人只能要你去”感知“，去”悟“，问题在于我”悟“到的到底是不是对的，由于”道可道，非常道“，说不出来，因此我无法检验我”领悟"的到底对不对。中医常说的“心”，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灵魂”或“意识”，这一来主体又不明确，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无法捉摸，无法言诉的混乱感。中医这种迷糊使其无法向其他文明推广，例如“肝气犯胃”，怎么翻译成英语，直译的话就是“liver qi invading stomach"，老外根本搞不懂什么叫"liver qi"，所以你不难发现中医领域从来难见“名师出高徒”，很多名医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己摸索出来，你看华佗，扁鹊，李时珍，你能说出他们老师的名字吗？为何这些名医也没有教导出几个有名的弟子？
中国人研究学术的方法不是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意思是我根本不用搞清楚经典的原意，其实也搞不清楚，我只要凭着我自己的目的就可以随意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比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怎么理解？一部分人认为它意思是说，贵族凌驾于法律之上，犯错了可以不用服刑，老百姓都是贱人，就如畜生一样，不值得用礼仪对待。而另一部分人的解释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追求人人平等的意思，“上”是“以...为上”的意思，如此意思就完全倒过来，变成不以大夫高贵就不用刑罚，不以百姓卑贱就不去礼遇。如此一来就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完全乱成一锅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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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糊性，中国很多东西没法教，没法复制，没法传承。如果有人鬼鬼祟祟的跟你说：“嘘...，我有祖传秘方...."，你基本上断定他拿狗皮膏药骗人钱，事实上他可能真有神药，只不过配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于是经多年传到他手上后，早已发霉变质。例如中国传统菜谱一般这么写：”油少许，盐适量，文火炖至微黄“，每个字你都认识，但合在一起你就搞不懂啥意思，这道菜到底怎么做，你根本没个准。同一道菜，不同的厨师做，口味完全不同就这原因。在金拱门，土豆的淀粉含量是多少，煎炸时放多少公升的油，火得烧到什么温度，一次煎炸的薯条多少斤，煎炸多少分钟，规定得清清楚楚，不管你谁来做，只要按照既定流程，出来的口味肯定是一样的，这种方式就可复制，做对做错可检测，于是规模可以做到很大，容易传承，可以做的很久，经验流程通过反复的实践能越来越完善，于是就形成了”科学管理“。而我们中国是”老师傅一死，手艺失传“，你看华佗，扁鹊，李时珍全都无师自通，他们死后没有徒弟，技能全失传，我们又得忍受几百年，凭运气才等来一个神医。
中国式认知的模糊性，导致”降龙十八掌“传了九代就玩完。北宋初年大理段誉凭借家传”六脉神剑“行走江湖无人能敌，还泡了一堆美女，风光无限。到了南宋，南帝段智兴只能学会”一阳指“，牛逼哄哄的”六脉“断了”五脉“，只剩下一个惨兮兮的小指头可用，于是段智兴泡不到妞，最后只能悲哀的去当和尚，有理由设想在段誉之前，应该是”十脉神剑“，只不过秘籍讲述内功心法时，语言模糊不清，后人搞不懂才失去了”四脉“变成”六脉“。中国的知识传承就如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
试想如果老祖宗能依靠严谨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描述把知识传承下来，我们继承了强大的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九阳神功，现在还有美国那些高科技的飞机大炮什么事吗，我在海南运用内力一个巴掌扇过去，远在美国华盛顿的特朗普就吐血身亡了，还有能力跟中国搞贸易战吗。
哎，都怪老祖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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