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写了一些关于我的老家朱湖的故事，后来因为找不到出版商而懈怠了。但部分读者和乡亲都希望能够读到更多的故事，他们说，即使不能出版，在简书上读到也感觉不错，鼓励我继续写，所以，我就接着在这里讲述朱湖的故事，讲述在那块土地上苦难中的喜悦﹍﹍
朱湖
尽管我们村原来叫沙包，在我6岁的时候才与移民来的一些村民重组为朱湖，但这不妨碍我们与这块土地的关系。在我们家，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个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朱湖人，爸爸、婆婆和爹爹属于外地人。
爸爸很年轻就从沔阳到公安了，就是不知道他的口音为什么一直没变，那么甘心情愿地当一个外地人。这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他的“外地人”身份让他成为了运动期间被整治的对象。
婆婆很早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只记得妈妈讲的一个细节，哥哥和我出生的时候剪脐带的剪刀没有用开水消过毒，妹妹良棋出身的时候婆婆把剪刀放在锅里煮了好久，结果良棋只活了7天就因为破伤风而死了。但妈妈从来没有将这场悲剧归咎于婆婆的剪刀，村里的人也认为良棋的死跟婆婆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年我们村出身的孩子一个也没有活下来，村里的人都说他们是一条船来的，又在一条船上翻进了河里。
也就是说，我两岁的时候婆婆就来朱湖了，所以我记忆中没有了婆婆过来的情景，好像她一直就跟我们在一起似的。所不同的是，她中间会回沔阳，而且一去就要住很久。
爹爹来朱湖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
朱湖
爸爸被判刑的时候我五岁，七岁那年我们村有了小学，从那时候我开始给爸爸写信。不过，我只给爸爸一个人写信。但妈妈一个人要写很多的信，给爸爸写信，给姑妈写信，给爹爹写信，还要给法院写申诉信。
她信中了解到爹爹一个人住在一边，基本上与姑妈一家人划清了界限，在我们心中，爹爹是一个学问很大、很会打算盘的教书先生，但他却是一个没有人理会的孤独老人。爸爸被判刑是因为政府对爹爹成分有争议。因为经历了“跑老东“，又经历了一场洪水，解放的时候李家没有什么资产，所以，当时评的成分是中农，但有一个远亲举报了爹爹，说我们家原来是沔阳四大商户之一，他的成分应该是工商兼地主。所以，爸爸因为“隐瞒成分”被判十五年无期徒刑。
年轻的时候爹爹是李家九个堂兄弟中的老大，又是村里的保长，县城最大的商户的老板，他德高望重，连日本人也惧他三分，每每遇到日本人欺负老百姓的事，爹爹都会出面摆平。解放后爹爹教过一些日子的私塾，后来，他还不到50岁就变成了老人。很多年后我到重庆出差见到了爹爹的亲弟弟，我的八爹，他才将爹爹年轻时候的故事讲给我：“你爹爹年轻的时候很有威信，而且长得又特别英俊，是县城里最风光的人，外面很多女孩子都追他，所以，他跟你婆婆的感情很冷漠。”、
朱湖
但等到运动的时候，爹爹和爸爸都变成了阶级敌人，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姑父姑妈都是党员，也是不能接近他的。我也没有问过姑妈，是否因为爹爹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有女人而心安理得地不理他。但妈妈不知道爹爹的故事，婆婆也从来没有讲起过她的委屈，妈妈只知道她应该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让已经破裂的家不要那么零碎，她决定将爹爹从沔阳县城迁往公安县的朱湖村。
爹爹来之前，婆婆经常跟我们说：“等你爹爹来了，就教你们学算盘，过年的时候还放鞭。”
那一年的春节前，爹爹来了，他挑了一担非常精致的桐油水桶，里面放了一些家用厨具直径走到了我们家，其中一只水桶在船上碰掉了一块板，非常可惜。爹爹很清瘦，比爸爸高很多，也比爸爸好看很多，但五十多岁的人，已经看不到半点男人的阳刚之气，他眼窝深陷，目光和面部肌肉里有一种挣脱现实世界又无能为力的无奈，见到我们也依然是一脸深沉，他是一个老人！
爹爹来了后，就意味着妈妈和我们兄妹共四个人的口粮要供养一家六口人，这显然是不够的，妈妈决定将爹爹婆婆的户口迁到朱湖来，增加两个人的口粮。她在大队部打好迁移许可证明，让爹爹在沔阳办理迁移，爹爹在沔阳下户口很快得到批准，但到我们小队还需要争得大家的同意，因为口粮是由小队来发放的。
小队开会举手表决的时候，让妈妈非常尴尬，居然没有一个人同意爹爹迁过来。人们在面对有争议的议题做选择时，他们可能会因为觉得让需要投票的人失望而紧张，更会因为惧怕违背反对者而得罪了中坚力量而心跳加速，他们不会轻易举起自己的手，他们在观察，个个都变得呼吸急促、面红耳赤，妈妈等了半天，到底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最后只好以沉默收场。
朱湖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暗自庆幸自己的忍耐力，毕竟这样拒绝一个不到三十岁愿意为坐牢的丈夫抚养孩子赡养老人还是很难的，是需要挣扎的，但善良与邪恶对抗时往往在政治面前甘拜下风，大家也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你城里的女儿都跟你划清界限了，凭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占口粮？
我以为爹爹婆婆只能悬在空中了，沔阳的户口没了，这边的户口又上不了，而且她们在沔阳的房子也卖掉了，不可能回去了，看起来他们就要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了。我也以为妈妈会哭，以为她会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以为她会抱怨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太不讲情面，以为她一定在恨他们。
但这个世界上“我以为”的事情常常都不是真的。就在当天晚上，她用信笺纸写了一份申请，第一句话是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说明大队开了许可证，爹爹婆婆的户口已经下了，请求大家同意他们迁到朱湖四队，下面留了签字盖章的地方。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村里人都在外面乘凉。妈妈带着我从北到南挨家拜访，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除了那张信笺纸，她还带了吸满墨水的钢笔和一盒印油。请他们盖章或者签字后盖上手印，对没有印章也不会写字的人，妈妈就当着他们的面替他们签字，再请他们按上手印。集体拒绝时，人总觉得有人替自己当恶人，怪不得自己狠心；人单独见面时再也没有人可以担当恶人，只好选择当好人。我们顺利就得到了1/3的签名，没有人能够拒绝我们母女的夜访。
我们来到小队队长周国恩家里时，妈妈照样面带微笑跟他们夫妇聊天，说明来意请他们盖章或签字，但这一次我明显感觉周国恩的态度与前面所有人都不同，但他的语气没有凶狠也没有敌意，他轻轻地说：“印章不知道放在哪里，户口的事情是小事情，用不着签字盖章，没有关系的。”
妈妈说：“您签字按手印也可以的，我带了印油。”
周国恩坚持说：“不用。”
正在妈妈尴尬的时候，周国恩的女儿伏珍突然气呼呼地冲进大门，并很快拿了东西出来，跟我妈妈说：“晓东幺爷您给我！”然后迅速在信笺上面盖了章还给妈妈。
朱湖
周国恩和蔡冬秀是湖南人，那时候农村女人生孩子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每家六七个孩子都是稀疏平常之事，但他们夫妇就是生不出孩子来。蔡冬秀的哥哥将女儿过继给他们，并改名为周伏珍。1969年蔡冬秀又奇迹般地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儿，但生下来过了一天就死了，好在伏珍非常乖巧，他们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女儿身上。
那个时候担任小队队长似乎是没有什么缘由的，周国恩是一个极其朴实，看上去有点滑稽的中年人，他每次通知开会的时候都是拿着喇叭在队里走一遍，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对着喇叭叫着：“男的，男的，女的，女的，都在队屋里开会，都在队屋里开会！”
伏珍在妈妈的跟读小学读了几天书，她是班上最聪慧的学生，后来沙包正式有了小学她就没有上学了，她自己很想去，但周国恩不让她上学，这件事情让妈妈一直感到遗憾：“伏珍非常聪明，她应该可以读出来的。”
伏珍属于村里比妈妈小十岁左右的那波女青年，她们大约有七八个人，是这个村里妈妈最大的支持者，每次需要帮忙的时候她们从来都会默默地出现在妈妈面前。妈妈在她们中的威信主要来自为她们代笔，他们的入团申请书、谈恋爱时的情书都是妈妈写的，出工的时候他们也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妈妈从来不说脏话，而且给她们讲故事。
作为她们的老师，因为受爸爸的牵连不得不走下讲台，以至于这些学生还没有学会基础的应用文和书信就退学。虽然她们在身边给予了妈妈很多的快乐，但那个时代她们的知识停留在小学低年级水平也让妈妈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过了周国恩这一关，我们很容易的到村里“全票通过”的签字申请，当妈妈把签满字、按满手印的信笺纸放到大队支书章新柱面前时，他惊讶地看着妈妈：“你真是﹍﹍”
朱湖
婆婆一如既往地帮妈妈做家务，有时还会帮妈妈在旱田帮一些忙，爹爹也死心塌地地留在了农村，我们一家变成了6+1口人，那个1是爸爸，他其实成了一个编外人，爹爹婆婆成了正式成员，不过，他们都是外地人。
爹爹来的第一年的确给我们放了鞭，但放鞭的时候他也没有笑过，他几乎不说话，不跟外面的人说话，也不跟我们兄妹说话，只跟婆婆和妈妈说话。至于说教我们打算盘，等他来后就没有人提起过。不是我自己不想主动找爹爹学习，我实在无法靠近他一点点，他脸上那种远离尘世、目中无人的感觉让我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他让我感觉比村里任何一个人都陌生，比周国恩都陌生。
在老家买了房子然后在朱湖盖了房子，然后他就帮婆婆喂了一头猪，等到冬天，那头猪交了统购，爹爹就躺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他来开的那年刚好60岁。
爹爹死的时候姑妈没有来，妈妈替代爸爸披麻戴孝地将爹爹埋在了村头的集体坟地，他走的时候显得并不孤独，村里的人表现出了他们前所未有的热心快肠和同情心，打棺材、杀猪、唱山鼓、流水席、送葬……，无一不是隆重有加，这成为村里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
很多年后，表哥送过来一封信，说是从旧报纸里发现的，妈妈打开一看，是爹爹还在沔阳的时候写给她的，刚刚看到第一句：“晓东吾儿……”，妈妈已经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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