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说“伴君如伴虎”，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也提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臣子在进谏时必须时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稍不留神轻则流放，重则尸首分离。
知乎上有人提问说“皇帝难道不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为什么要贬黜甚至杀死进谏的人”。
有网友这样回答说:假设你是大佬，有人想引起你注意却整天在网上散播你崩盘，破产的消息，你看到这样的消息会不会想说“去你的，给老子滚远一点。”而此时你恰好又是管理员。
网友比喻虽有不恰当之处，但也话糙理不糙。普通人之间讲话尚且要讲究艺术，何况是向上进谏呢，在一个能掌握你生杀大权的人面前表达意见自然更要懂得说话的技巧。
如何能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又使自己的意见被最大化的接受，那么就不得不提到韩非子的《说难》。
韩非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的说理散文《说难》集纵横家之大成，《说难》顾名思义就是游说进言的困难，游说如此之困难纵横家们却能以辩丽横肆的语言驰骋于诸侯之间，何也？
韩非指出: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
也就是说进说的困难不在于才智不足以表达想法，口才不足以表达意见，更不在于在君主面前敢毫无顾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
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有多重要，他接着举了四个例子:
如果进说对象追求的是美名，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
进说对象追求的是厚利，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
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
至此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很有口才的人进谏却始终不被采纳了。
不懂得对方心理口才再好也无济于事，鲁国被齐攻陷就是前车之鉴。当初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并非是你的话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了鲁国。
而在如何准确把握对方心理并且引人入毂方面孟子堪称典范，
诸侯争霸时期梁惠王问孟子说，自己为了增产粮食扩充兵员也算“尽心”了，为什么和别国比起来，自己的民众依然没有增加。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而是说“王好战，请以战喻。”然后举出了打仗的时候逃兵以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让梁惠王知道自己的施政措施和别国比起来其实和五十步笑百步性质一致而自然把他引到想增加民众必须要回到“行王道，施仁政”的道路上来。
孟子就是知道梁惠王要什么，以退为进顺着对方的思路不露痕迹地引到自己的主张上来，而不是直书其事以硬碰硬。
当然如何才能把握住对方心理？韩非提出一个重要原则: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也就是说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
具体说来:如果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
如果君主企求过高而他实际达不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
如果君主想夸耀自己的才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
如果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
……
此种原则看似虚伪实则高明，人皆有羞恶之心君主尤甚，进说者如果让君主下不来台，自己自然也不会有好果子吃。而在这样的进说原则之下，行为没有违逆，语言没有抵触，长久下来君主就会对进说着日渐信任，进说者深入谋划不会被怀疑，据理力争不会获罪，那么此时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才算是时机恰当。
但即是如此也万不可掉以轻心，在进说过程中还要时时观察君主的爱憎。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写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被君主喜爱时你做什么都是恰当的，被君主憎恶时，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所以进说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千万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从而触了君主的逆鳞。
综上，如果将以上方法灵活运用，那么不仅小命可保，且游说成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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