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老伴在家清洗衣物，顺带把我冬天常戴的帽子也洗了。没成想一不小心，把一顶好端端的帽子给刷破了，让我心疼好几天。这是2016年秋天，逛王府井大街时，在老字号盛锡福帽子专卖店，花三百多元钱买的，陪伴我两个寒冬，已经戴出了感情。
许是岁数大的缘故，花甲之年后开始钟情帽子。夏天有凉帽遮荫，冬天绒帽御寒，即或春秋两季，只要出太阳或刮风，也必定是带着帽子出门。帽子除了遮阳蔽风，还能抑短掩瑕，男士可提升英俊度；女士戴帽，若与衣裳搭配得当，会显得风情万种，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唰、唰的上升！
主动戴的帽子有形，是福利；被动戴的帽子无形，是累赘甚至灾难。
被动戴帽大体两种情形，一种属捧杀。某人在某领域做出了贡献，或发现发明、或攻克难关、或领先世人，于是乎，各种桂冠不期而至，“权威”、“专家”的名号纷至沓来。如果被戴帽者免疫力低下，笑纳溢美之词，沉醉光环之中，其激情和能量就会慢慢被“帽子”吸走，以至枯竭。第二种被动戴帽属棒杀，一旦戴上，灾难随之降临。最典型的当属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给部分社会成员所戴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以及稍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和“坏份子”帽子。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或“五类份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戴此帽子的人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类棒杀性的帽子均为量身定做。右派帽子有戴有取；地主、富农的帽子戴的时间最长，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绵延20多年，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标记始终不变。
黑帽子具有扩散功能，我老岳父在反右运动期间，因一句“工资高低不匀，高的像喜马拉雅山，低的像死海“戏语，而获戴一顶准右派（非极右，内部掌握的中右）帽子，撤销县高中教导主任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公社初中当老师。受此连累，其女儿初中毕业就当了知青。更有甚者，我与妻子恋爱时，由于是在政法系统工作，按规定必须上报组织，当时供职的县公安局，竟然因老岳父的准右派身份而不予批准。
黑帽子除戴得长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勒得紧。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只要唐僧念经，就会疼痛难忍。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每次政治运动，“黑五类“都是受冲击的对象，挨批挨整都是“必须”的。
上苍不眷顾，岁月终饶人。到了1979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为了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当年的中央5号文件决定，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恢复公民待遇；并对其子女在政策上消除歧视，还之以公平。
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那是当公安特派员的第二年，按照县局的统一部署，先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文件精神，然后核实和上报应摘帽人员名单，最后将县革命委员会批准的摘帽文件张榜公布、逐人发放。在实施摘帽的同时，还对土改时错划地主成份的几位老农作了纠错，对他们的阶级成份进行改正，并将改正文件公之于众。县革委会派专人赴外地，给他们的后人送达改正文件，记忆印象中，送达家庭成分改正文件的对象，有当时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的一位领导、及交通部水运局的一位局长。
摘帽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受县公安局指派，接待了一位特殊的上访者，此人70岁左右，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进门就说，“我是来自首的“。仔细询问，得知他是我所在辖区，解放前的一个大地主。土改时，在被农会执行枪毙之前潜逃，漂泊20多年，隐姓埋名，靠在沔阳沙湖一带捉鱼和乞讨为生，听说政策改变，才重回故里。我当即安排人员调查核实，来人所言属实。一位老资格的革委会副主任对我说，此人当年曾被民兵持枪追捕，不是跑得快，早被镇压了。了解到他的后人已搬迁至邻县，只好给他开具证明，让他去儿女居住地办理摘帽手续，同时投亲养老。
办理完辖区所有被戴帽人员的摘帽工作，我长嘘一口气，既为这些被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卑贱人生命运的改变，也为我自己抗争无果的恋爱禁令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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