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历史越多，有一个字就会越发凸显——“我”。
我从哪里来？我的血脉属于哪个族群？我的族群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如何看待族群的过往，又该如何看待“我”的未来？
1.跳动的界线。
最初学历史，是在套色印刷的书页上，一个公鸡形的框框里。
框框正中偏西北有几个带名字点，围绕着点阵圈出一个色块。老师让我们翻动着书页，指着那些一页页变动，扩展的色块，说着哪个是夏，哪个是商，哪个是周。
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问：“老师，这些圈圈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人？”
那位同学没有得到老师的回答。
很多年后，他应该也忘了，自己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一定不知道，这一个问题，会在另外一颗大脑里一直发酵下去。
后来我知道，圈圈之外，还是有别的人的，“我们”的圈，不断在扩展，又不时被压缩，在它周围，“别人”的圈也在逐渐显现，逐渐具体。在“我们”的圈和“别人”的圈，不断碰撞、吞噬的过程中，很多人的故事发生了，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我们就是在历史的演绎和体验中，形成了我们的自豪感、屈辱心、勇气和梦想。
突然有一天，我脑子里发酵出另外一个问题：“历史上我们周围那些民族，匈奴、乌孙、铁勒、扶余、肃慎、且末、羌、氐、乌桓，他们视角中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
从局限于自己的视角，到思考别人的视角，这个进步的重大意义，是从封闭走向交流，从一隅迈向全局，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个进步，不仅仅会发生在历史观上。
2.“交流”是一种生命体。
文明从来不会在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单独发生，所有伟大的文明，无一不是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的结果。
我们的先民，沿着横断山脉北上，一路探索，繁衍，定居、分离，从云贵到甘陇，再到渭水、河套，下长江，上高原，经历了数千年繁衍和迁徙的历程。有人出发，也有人留下，有人找到了新领地，也有人历经挫败。
数千年时间，苛刻的环境不断地塑造着人们的神态面貌和生存方式。随着世代更替，共同记忆逐渐磨损，即使是一路走来的同源近亲，由于相隔千里，也逐渐淡忘，乃至完全陌生了。
到了三皇五帝的时期，迁徙的脚步慢了下来，生产与发展成为主流，族群间的大碰撞此起彼伏。种植黍和粟的部落、放牧山羊的部落、四处狩猎的部落，每一条边界都在爆发冲突，从争抢水源的小规模械斗，到争抢土地的部落间仇杀，再到争夺盐井的部落联盟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但交流从来不曾中断——用山羊和野味换取更耐吃也更耐储存的粮食，用粮食换取餐餐必需的盐，用盐换取更美味奢侈的羊肉和野味——即使在战争中，也总有中立而专门的交易者，不避刀枪，往来奔走。
交流的路线在全人类的聚落间环环接力，不断前行，越是耐储存，越是蕴藏高价值的物品，越能走得更远更久。新猎获的野味只能和最临近部落换牛羊，牛羊却能驱赶数十里去换取粮食，粮食能运输数百里换盐，盐却能从藏滇盐井、从山西盐池，从青海盐湖启程，运送千里，换取尼泊尔的宝石、乌孙的黄金和和阗的白玉。
不需要任何人去设计，该怎样用一整车的死野鸡，来换一小块金玉宝石。
各地有价值的出产，它们自己会活起来，驱赶着怀揣欲望的人们。它们坐在人们的货箱、驴背和贴身口袋里，一段一段接力，穿越十里、百里、千里、万里，从轩辕、蚩尤的部落，到达摩亨佐达罗的城墙边，到达巴比伦的泥板记载里，再到达埃及法老的壁画中。
“交流”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他甚至可以寄生在战争这样带来破坏和死亡的载体中。
战争这一人类最原始和永恒的话题，从来是两个陌生部落首次接触的第一形式。人们既恐惧他产生的鲜血和死亡，也歌颂他带来的财富和权力。
但直到很晚，人们才能发现，战争所带来的海量而有效的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为了打败对方，每一方都会向对手学习。东方族群了解到西来民族的马术、冶金和战争组织方式，西方族群也了解到东方族群人口繁盛、治理有方的法宝，像水稻、黍粟、纺织和国家治理技术。
农业族群的城邦和国家，在交流中强盛，畜牧游猎族群，也终于能组织起一个跨越半个欧亚草原的超级游牧政权。
3.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是民族文化。
人们着眼的疆域越大，面对的地理环境就越复杂，生存方式也就越多样，族群的文化类型也就越多元，同时，边界的影响也就越多头化。
关于先民一路繁衍、迁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迁徙的路线，也是播撒族群的路线。不同生存环境中的后代，在漫长岁月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聚集成多样的族群。
先民的生存方式无非几种：采集、渔猎、畜牧、农耕。在大规模的高效农业、冶金和游牧等先进生产力全面普及之前，大部分的部落都不可能依靠单一或几种方式而生存。几乎所有的部落都同时存在着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的生产单元，只不过在不同的部落里，各单元的比重不同。
生产方式所占的比重由生存环境、资源优势、族群喜好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这种差异最终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分野。
农耕占主体的部落需要固定的土地精耕细作，需要粮食的集中仓储和管理，需要城郭高墙对劳动成果和劳动力的保护，需要算术、历法，需要对风雨光热的期望和管理。
渔猎技术高超的部落需要广阔的水面、开阔茂密的丛林，需要更多的猎获和更少的干扰，需要方便的交易和从简的政治。
畜牧有特长的部族需要更宽阔的草场，更肥美的牧草和更优良的畜种，需要就近的盐田和合适的营地，需要公平分配草场水源的仲裁者。
即使是有着同一个远祖，不同的部落还是在生存和发展中或分道扬镳，或聚集合一。
农业族群建起坚固高大的城邦，渔猎族群成群结队出没山林水泽，畜牧族群在广阔的林地草原逐水草而居。
在全面游牧化的时代来临之前，农耕族群物质和文化优势显著，他们占据了绝大多数适合农耕的领土。畜牧、渔猎族群被迫迁移。
不同的族群，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领地、畜产和人口，相互之间争战不休，部落联盟规模也在战争打造下越来越庞大。
曾经同源的族群，从未如此分别隔离，同时，又从未如此依赖对方。族群间的分工越明确，交流的需要就越强烈——专业分工特化，然后再连接，再协作，这样的现象，从先民时代，就一直伴随我们的生存历程。
然而在交流、交换过程中，鄙视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鄙视链的排序，随着地域整体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在西欧，农奴的形象一直低到尘土，而在东亚，游牧武士的骑士精神从未在农业区扎根，只有中亚和西亚的传说中会有商队的光彩，而渔夫猎户在所有后来文化中都成为微不足道的点缀。
中国的从商周开始，主体族群一直是农耕者。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书写者，地位并非像印度历史上那样稳定，他们不停流动和下沉，很快在历史书写者和农夫之间打开通道。
所以中国历史记载的族群鄙视链，显现出明显的农耕特色。
历史记载将从事畜牧养羊的西方族群称“羌”，从事畜牧兼农耕的西南族群称为“氐”，从事采集兼农耕的南方族群称为“蛮”、“越”，从事畜牧、狩猎的西北族群称为“戎”，同样的北方、东方族群则称为“狄”和“夷”。这些族群，除了“夷”、“越”亲缘较远外，大致都是同源的远亲。
尤其是西北方的近邻“戎”，在文化分化上，和“华夏”其实只有数代人的差别。他们是畜牧游猎文化族群，在民族记忆甚至生活方式上，和农耕族群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分野。
先秦历史上，在渭河平原、黄河流域斗争失败的贵族，往往“奔戎狄间”，“与山戎杂处”，甚至“变身西戎”；而政权崛起时，大军之中又尽是蛮夷戎狄，史不绝书。
人失败了自然是往最亲近的地方躲藏，举事时也应该和知根知底的力量结盟。一个个华夏贵族，败了就奔到戎狄那里去，举事了就依靠蛮夷借兵，说明他们至少在族源上是相近的。
族源相通，却分化成相互攻伐、互为仇敌的不同族群、不同民族。
刻在基因中、表达在面貌上的相同，竟然丝毫敌不过服装、纹饰、发型、图腾、饮食生活上的微小的不同。
只有文化才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这正是民族历史的常态。
4.从未被消灭，只是被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夏农业城邦的联合打击下，羌、戎、狄、东夷的领地不断压缩，狄人和戎人北逃，融入新的部落联盟。
这是一个空前变革的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以驯马、制车为代表的雅利安游牧文化，和渭河-黄河流域先进的国家治理技术，在阴山草原碰撞交流，催生出新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
匈奴强力吸附戎、狄、东胡各民族，迅速扩张，东达渤海，西控乌孙、月氏故地，从而打通中国北方草原，形成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共同体。
北方草原的全面游牧化，改变了游牧部族与农业政权的力量对比，从此游牧民族就像一把大锤，随着气候及政治因素的变化，周期性地敲打着长城以南的华夏民族。
游牧民族对南方农业政权的打击越来越强力，从割据黄河流域，到占领长江以南，从占领华夏民族全部农业区，直至改变华夏民族的发饰、服装、文字、礼仪等文化层面，引发社会结构的巨变。
而由于华夏政权的反击，和自身政权的兴衰，北方草原民族也不断改易，民族名称像走马灯一样代谢变换：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记载中，往往以“胡人”之称，一词概之。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论胡人、华夏，不论由于战争，还是由于政变，总有旧的政权、旧的民族被消灭，总有新的政权、新的民族在崛起，并且迅速聚集膨胀。这是所有游牧和农耕民族共有的命运。
“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范烨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这两段话，为所有历史民族的消长荣枯做了总结。
民族斗争的历史上，除非是相当悬殊的对比，一个民族其实很难把另一个民族从肉体上完全消灭，特别是青铜时代以后，活的奴隶比死的敌兵价值更大。所以在游牧民族的兼并战争中，直接的军事目标只是杀死或驱逐贵族首领，至于所从属的部众，因为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往往是收纳改编，甚至直接整族收编。
因此，北方草原上任何一个政权，被另外一个民族政权所消灭时，只是执政主体发生了变动，而整体成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的政权，本质上都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和同样复杂成分的民族共同体。
这一特征，即使是经历了后来突厥化、伊斯兰化和蒙古帝国远征的几次浪潮反复洗礼，依然无法改变。
5.悲悯而包容。
不久前，微博上热议过“五胡乱华”是“旧史学观点”，应改为“少数民族南下”的事件。若事实真如当事人所说是相关部门的官方要求，确实应该为当政者之越位及失位而扼腕。
越位在于，“五胡乱华”的说法从来不是当今的史学的官方话语，也从未编入义务教育的官方教材，民间著作的用词选择，自不应该由所谓的“民宗委”所越俎代庖。
失位在于，作为当政者，竟全然不知，“民族”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政治概念，他的内涵是不断扩展的事实。“华”人的内涵，如今已扩展到所有拥有“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中国后裔群体，更不用提56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民族。
而“胡”人的“胡”，早已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如今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是“胡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胡族”。
禁止用“五胡乱华”，那一定是认同该词在当代仍有社会学、政治学意义，那请问相关部门负责人：“您以为，当今哪一个民族应称‘胡’，可称‘胡’？是这位‘民宗委’领导，您，所在的民族吗？”
这样的笑话，在DNA测序技术发展到已经能够绘制出人类迁徙路线猜想图的当今，让人尤为叹息与痛慨。
其实，即使是这一张以Y染色体序列测序为准的路线图，哪里又能描述出具体事实呢？
人类的历史、血脉，数百万年的跌宕路程，染色体总数1/46的样本中的寥寥几个位点，哪里又能够描述完整而准确的细节？
所以，面对所有存在或消失的民族，我们又怎能浅薄而狂妄地区分“你”“我”？
而不妨反思：什么才能代表我的血脉——我的Y染色体？我的家族渊源？洪洞大槐树？回汉满蒙藏？黄色人种？还是我爱吃大馅饺子和米粉、面条？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和执着，抱歉，都不能。
这时再回看人类所有民族的历史，还剩有什么样的感情？除了悲悯和包容，别的，都没有。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巨幅画面：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设都用一代代的人排列出他的世系，而你站在高处，目光朝向漫漫无际的延伸点，逆向追溯过去，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中的位置——我们从来不孤独，我们也从来不纯粹。
参考资料：
范烨：《后汉书•西羌传》
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上古考古研究》，2002（00）:14-15
易 华：《青铜之路：上古上古东西方文化交流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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