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一章，永王之乱整个过程已基本介绍完了。这一章，将结合永王之乱这个大背景，试着揭开大诗人李白人生经历中的一些谜团。
在肃宗的成功运作下，永王之乱很快得以平息，南方躲过了一次兵燹之劫，局势再次被拉回到平叛战争的正轨上来。这次事件的平息，也意味着玄肃二帝权力交接的最后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帝国的权力已经移交新帝肃宗手上。而就这一事件而言，还有一项收尾工作要做，就是对涉案人员的处理。
前文已经讲过，永王之乱是皇室成员李璘与玄宗时期遭打击人员薛镠、韦子春等人共同策划实施的一场阴谋事件，是玄宗执政时期宫廷矛盾斗争的余波。无论玄宗还是肃宗，对此是有共识的。所以，虽然整个事件是由肃宗出面进行解决的，但在对涉案人员的处理上，应当是由玄宗主导进行裁决。
李璘团队的核心成员薛镠、韦子春，作为玄宗执政时期已经被处理打击过的人员，又在此次事件中充当了谋主的角色，在事件平息之后即被迅速处死。
玄宗在严惩事件主谋的同时，还不忘对拒绝李璘征聘的士人进行表彰。当时，有一位士人叫权皋，他也曾接到过李璘递来的橄榄枝。但这位士人头脑很清醒，大概看出了李璘图谋不轨，“变名易服”躲过了李璘征辟。玄宗知道以后，大为感叹，除授他为监察御史。
与薛镠、韦子春同在永王幕府的李白，在永王败走丹阳后仓黄逃走，往西南逃到江南西道的彭泽（今九江）后自首。
位于彭泽的庐山，是李白进入李璘幕府前的隐居之地。当李白再次回到彭泽时，几个月前高卧庐山的隐士已然成了待罪之身，以附逆之罪被投入寻阳（今属江西九江）狱中。
李白的遭遇还要从至德元载十二月说起。当时，一位须发花白的客人出现在李白位于庐山屏风叠的隐居所。他就是韦子春。韦子春是李白天宝初在长安供奉翰林时的故交，时任秘书省秘书郎，从六品。天宝八载韦子春被贬端溪尉前，任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郎，从五品。当十几年后再次相遇时，李白还沿用当年交游时的称呼——韦秘书。
韦子春这次来带着任务，他是受永王之托请李白下山。永王求贤若渴的姿态令李白无法拒绝——在此之前已“辟书三至”，大概李白一直高卧不起，才派出其故交韦子春亲自来请。经过一番长谈，李白慨然出山。在行前写给夫人宗氏的诗中写道：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李白将自己比作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设想着一旦出山就会发迹。纵观大诗人一生，将他称作“官迷”是不会错的，终其一生都在想着做官，做大官。即便是隐居，也是自比待时东山的谢安，或遁迹华山的王猛。所以一旦外界稍有诱惑，他的官瘾就被勾引得发作起来。
李白出山，恰逢李璘出兵开始东巡。其时兵强马壮，一路顺风顺水，全军上下充满了轻松乐观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李白当然也是非常兴奋，写下了不少诗作。除了鼓吹李璘的《永王东巡歌》组诗外，有《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其中“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兴奋之态跃然纸上。
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中写道，“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则完全是饱受压制一朝扬眉吐气的口吻。
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李白就对一切感到失望，甚至去意阑珊了。在给一位朋友贾少公的信中写道：
宿昔惟清胜。白绵疾疲尔，去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保以救之？主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且殷深源庐岳十载，时人观其起与不起，以卜江左兴亡。谢安高卧东山，苍生属望。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元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岂徒贩卖云壑，要射虚名？方之二子，实有惭德。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惠子知我，夫何间然？勾当小事，但增悚惕。
信中，李白以东晋重臣殷浩、谢安自况，想要在李璘手下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现实的经历却使他灰心丧气。李白心态的变化是必然的。作为一名诗人，他千载独步，但生性迂阔、放诞不拘，缺乏政治家的洞察力，有时甚至很幼稚，也不具备行政人员应有的严谨度。这一点，永王李璘应当也是有所认识的。之所以请李白下山，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名气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不会放手让其主持军政事务，也不会让其参与机密。总而言之，李白和永王李璘在对其自身的认识定位上有着巨大的偏差：
李白对自己的定位是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公务员。而当权者李璘对李白的定位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这才是李白失望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的根源。
李白在永王李璘幕府呆了不长一段时间。很快，永王起兵就失败了。李白的这一次入仕就以附逆的结局告终。
在浔阳狱中，李白四处找门路脱罪。李白找关系也很有格调，就是给对方写诗。当时，肃宗派遣宰相崔涣宣慰江南，李白就不断写诗给崔涣，请求帮其脱狱。这些诗有《狱中上崔相涣》《系浔阳上崔相涣三首》《上崔相涣百忧章》。
在《狱中上崔相涣》中写道：
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
您是三元圣人的羽翼、玄肃二帝两个太阳身上发出的光辉，您也要顾念顾念被扣在覆盆之下的我，苦苦等待着能够重见天日。
《上崔相百忧章》是一首四言诗。诗中痛陈家门之惨：
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习，忧从中催。金瑟玉壶，尽为愁媒。举酒太息，泣血盈杯！
我的一家人七零八落，流落四方。两个小孩也不知道丢到哪去了，没有音信。一想起这事，我就愁肠百结，心如火烧。即便是金瑟奏乐、玉壶斟酒，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只能徒增我心中的忧伤。长叹一声，举起酒杯想要麻醉自己，却禁不住泪水涟涟，不知不觉血泪已将酒樽流满！
接着又云：
台星再朗，天网重恢。屈法申恩，弃瑕取材。冶长非罪，尼父无猜。覆盆傥举，应照寒灰。
李白一边哀告崔涣为自己洗脱罪名，一边还呼吁朝廷能法外开恩，不要因为犯过错误将自己一棍子打死，有官位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可见在做官这个问题上李白非常执着，到了这种田地还忍不住要念叨念叨。
当时有位叫张梦熊的秀才，“蕴灭胡之策”，准备去广陵谒见高适，李白就写诗给这位秀才。诗中说：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李白与高适是有交情的。大约天宝三载，李白、杜甫、高适三人曾结伴同游梁宋。据《新唐书 文艺上》记：
（杜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不过，经过永王之乱，两人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了，感情上自然也回不到过去了。这一点李白是清楚的，所以没有直接向高适求援，而是通过向张秀才赠诗的方式，间接地向高适传递信息，希望高适能施以援手。其结果当然是可以预料的。
李白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按照唐律，谋反为“十恶”之首，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即，“谓谋危社稷，谓将有逆心，而害於君父者，则必诛之。”关于谋反的量刑，《唐律疏议》“贼盗一 谋反大逆”规定得非常清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也就是说，只要被认定为谋反，无论首从，一律斩首。
那么，李白是不是就必死无疑了呢？理论上如此，但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他不是找了宰相崔涣的门路吗？大唐是一个法治国家，有严密的法律体系，崔涣想要帮李白，也得从法条上找到依据。《唐律疏议》卷二“自首减”条有规定：“自首减者，谓犯法，知人欲告而自首者，听减二等。”简单讲，就是嫌犯在被人告发之前自首，量刑时可在规定刑罚基础上减两等。唐代刑罚有五种，也就是常说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而死刑分为两种，由重到轻分别是斩、绞；流刑分三种，由重到轻分别是流三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二千里。李白涉嫌谋反，规定量刑是斩首。如果被认定为自首，根据“自首减”规定，应该减两等，即流三千里。
另外，李白还有可能被判无罪。按《唐律疏议》规定，在谋反行为中，如果属于“被驱率者”，也就是说没有共谋且不知情，只是临时被驱使，则“不合得罪”。
以上是李白可能得到的判决结果。因为李白是到彭泽后主动投案的，可以被认定为自首，这样就可以逃过被斩首的结局。但就李白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被认定为“被驱率者”，这样就可以被无罪释放。所以事发后李白就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永王胁迫入伙，比如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道“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时崔涣在主持审理这个案子时，也是想作出李白被胁行的结论。但是，要将李白认定为“被驱率者”存在不利证据。首先，李白在李璘幕府期间写了许多唱酬诗，比如《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等，都能反映出他在李璘幕府期间过得挺滋润，看不出有被胁迫的迹象。其次，李白写了《永王东巡歌》组诗，完全是给永王吹喇叭、拉轿子，影响非常坏。写出这样诗的人要被认定是受胁迫的，难度比较大。
由被羁押到判决结果出来，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理程序，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才能水落石出。
一般情况下，李白的案子先由州郡进行初审。因为这个案子是通天的大案，且李白有可能被判死刑，州郡根本就定不了，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派出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进行三司会审。当时正处于战时，朝廷事务千头万绪，不可能专门派出三司会审所需的豪华阵容来江南审理李白案。而此时恰逢宰相崔涣宣慰江南，于是就因利就便，由随行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官员组成的“小三司”进行审理。审理初步结果上报朝廷，由刑部、门下省复核。复核结果报肃宗定夺。而肃宗肯定不会拍板，还要送到剑南给玄宗作最终裁决。
经过一系列审理程序的折腾，第二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末，朝廷的批复下来了，李白被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西北）。由此结果可以看出，李白被判谋反罪成立，应判处斩首，因存在自首情节，减两等后，判决结果为流放三千里，即流放到距都城长安三千里左右的夜郎。谋反“被驱率”情节未被认定。
这一年春末夏初，李白起程开始流放生活。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李白行至白帝城，遇赦。喜出望外，立返江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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