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中·第11则
郤至认为自己功劳很大，想要成为晋国的相国。单襄公的看法却未必如此。
原文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故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以上也。』诗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
笔记
襄公话重
他说：“俗话说：‘刀架在了脖子上。’说的就是郤至吧！君子不自我抬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厌恶凌驾于他人之上。人性啊，都想胜过在自己之上的人，所以不要凌驾他人之上。要想凌驾他人，反而会被排斥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且谚语说：‘野兽厌恶捆住它的网络，民众厌恶高高在上的人。’《尚书》说：‘民众可以以恩亲近，但不可高高在上。’《诗经》说：‘温文尔雅的君子，以礼求得万福。’
襄公举了几个谚语、俗话。场景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陌生——我们可能都很讨厌那些天天把“没有我，你们就怎么怎么样”挂在嘴边的人。这是最根本的人性。
襄公继续说：“按照礼仪，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这正因为圣人知道百姓不可凌驾其上。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必须先得到民心，然后方能安稳，因而能长保福禄。”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怎么得？靠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靠凌驾其上。
原文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晋之克也，天有恶于楚也，故儆之以晋，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亦难乎！佻天不祥，乘人不义。不详则天弃之，不义则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礼、勇，皆义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
笔记
单襄公说：“如今郤至在七人之下，却想要凌驾在上，这就会带来七人的怨恨。被小百姓所怨恨，已经难以忍受，更何况公卿大臣呢？郤至将凭什么来应付？晋国能克楚国，是因为上天憎恶楚国，所以让晋国来警告它。而郤至偷天的功劳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这是自招灾难！贪天之功不祥，凌驾他人不义，不祥将被上天遗弃，不义会遭百姓背叛。何况郤至哪里有三大功劳？仁、礼、勇都该是正义的行为。为正义而舍身叫做勇，奉正义顺法则叫做礼，积累义举而立功称为仁，比如狐偃辅佐晋文公。玷污了仁是佻，玷污了礼是羞，玷污了勇是贼。”
这里定义了仁、礼、勇的基础是正义。比如勇，杀人越货不叫勇，因为不是正义行为，杀人越货本质是欲望驱使。
原文
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弃义行容，羞也。叛国即雠，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得政矣。以吾观之，兵在其颈，不可久也。虽吾王叔，未能违难。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王叔欲郤至，能勿从乎？」
笔记
单襄公说：“战争以消灭敌人为准则，以不战而使敌人顺从正义为上策。所以用刚毅勇敢来治军，要用位爵尊卑来治政。违背作战的准则而擅自释放郑君，这是贼；放弃奋勇的机会而去对楚君行礼，这是羞；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而去亲近仇敌，这是佻。有这三奸，还想上位？离掌权远着呢！在我看来，刀已经架在郤至的脖子上，他不会长久的。即使是王叔，也恐怕会受到牵连。在《尚书·大誓》说：‘民众想要的，上天必定会满足他们。’王叔简公想要跟郤至利益勾连，能不受牵连吗？”
郤至战争中的行为都是舍大义而就小礼——释放郑国君主、对楚国君主行礼，这是把大家的功劳拿来做自己的人情。郤至在晋楚之战中看出了楚国的不利因素，主张战斗，不能说没有功劳，但是上位的心太重，丢失本心与本谋，失大义贪自己所谓的礼义，让我想起后来的王莽。
结果是郤至回国，第二年就被晋国厉公所杀。王叔陈生跟伯舆争权夺利，王叔简公失败，逃亡晋国。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
明天进入《周语·下篇》。
打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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