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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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战争的炮火映红了大半个中国。
位于祖国西南角的昆明，贫瘠的土地上养育着同样一贫如洗的人民。
机场劳工组成“传送带”，用肩背和绳子运送巨大的石块，用手排列出跑道的地基。孩子顶着如草垛般的烂发，骨瘦如柴，光着脚在砖红的土地上奔跑。
有一天，孩子们惊讶地发现，天空中有一架飞机会往下投食物，那些香甜的冰糖和罐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礼物。每次投完，那架飞机都会摇晃一下机翼，像是在和他们问好。
孩子们欣喜地叫它“晃晃”。
下大雨的时候，茅草房的屋顶让人无处藏身，残废的传教士先生告诉孩子们：唱歌吧，唱歌可以忘记饥饿、寒冷和苦难。于是歌声响起。
天赐恩典，如此甘甜。
我等罪人，竟蒙赦免。
昔我迷失，今归正途，
曾经盲目，重又得见。
如此恩典，令心敬畏，
如此恩典，免我忧惧。
在歌声响起的同时，他们的“晃晃"和飞行员叔叔，正在昆明的上空和日军进行激烈的交战，在惨重的伤亡面前，他用决绝的勇气撞向了敌船。赴死之际，飞行员默念了一句：“妈，对不起。”
歌声依然在人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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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情节出自电影《无问西东》里一段飞行员的故事。也许它是一段虚构的情节，但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浪漫、沉重、壮烈的年代，哺育着一批同样秉承理想主义、勇气和真诚的青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1 月 1 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然而，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长沙临大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校师生历尽艰苦，转徙数千里，来到边陲昆明。在经费、校舍、设备均奇缺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平地而起地成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当时的校长梅贻琦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层层周旋。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等方面获得支持。
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梅贻琦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1941年春夏，梅贻琦到重庆办事，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 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大雨浇灌下的西南联大，雨沿着教室的横梁肆意泼洒，大风猛掀房子的屋顶像是一场对决。讲授物理学的老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杨振宁等若干学生便静坐在位置上，任雨水淹没脚踝。推开窗，外面是在雨中奔跑的学子，他们喊着口号，像是喊出了一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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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如问联大如何得以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的手中传递下来。
但是这份学术自由、民主堡垒之精神，却是他们咬紧牙关继承下来的。
比如著名诗人闻一多，当时一家人住在云南乡下的史家营。工资低的可怜，甚至无法满足基本温饱。因此常常是饱一顿饿一顿，饭菜也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米饭。其实他本可以携家属出国，但是要他撇下正在遭受侵略者铁骑蹂躏的祖国和饱受苦难的学生，他实在于心不忍。
后来实在是迫于经济压力，闻一多先生的朋友们给他出了个主意：刻印章。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文人脾气都十分骄傲，他们虽然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但骨子里还是文人腔调、世人精神。士在中国古代是个独立的阶层，其生存不依附于统治者和权力集团，皇帝和他们讨论问题都讲究“平起平坐”。
因此闻一多先生刻章卖钱，实属无奈之举，是向生存低头。
但当时的校长梅贻琦还带领许多知名教授给他刊登广告，顶着西南联大的脸面，大家把无奈深深地吸进身体里，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西南联大还是培育了最多的大师，学者更是数不胜数。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 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民族语言研究人才。
贺麟创立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
金岳霖的 《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整理而成，他的哲学代表作 《论道》是他在联大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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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由四个故事串联起来的。其中贯穿始末的线索，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指引着人们，去面对或盲从、或黑暗、或动荡、或浮躁的时代，给我们伟大的精神世界一计闪耀的光芒。
这个精神的起点，是祖峰饰演的梅贻琦看出了学生吴岭澜的迷茫，他明明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却笃信最好的学生都在学实科，而在人生的路口犹豫徘徊。
梅贻琦说，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段教诲让吴岭澜开始思考人生，他后来看到泰戈尔的演讲，看到站在泰戈尔身旁，在时代的洪流中依然笃定自信的那些人，忽然明白了自己要如何接受命运的安排。
面对时代浪潮，叩问自己的内心，但行前路、莫问前程。这便是对自己最大的真诚。
后来吴岭澜当上了西南联大的老师，他将这份人生信条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其中便有飞行员沈光耀。沈光耀驾驶飞机洒下食物，救下了许多孤儿。而他们又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出特定的抉择，将这股精神传承了下去。
我们的人生如此平凡与狭窄，但总会在某个角落，保留对崇高的期待。正如那些孩子们唱着歌，赞美一个时代的勇敢。
资料出自：任继愈：《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和事》、钱丹红《会说话的印章—记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治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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