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师大教授郭培筠：土地情结 家园意识 生殖崇拜

内蒙师大教授郭培筠：土地情结 家园意识 生殖崇拜

——评张凯的乡土小说《大风》的哲性主题

   几何时，凭借“羊、煤、土、气”而走上大发展的鄂尔多斯构筑了当代中国的一个神话王国。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回归平静之后，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审视、反思那段繁华喧嚣日子？作为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康巴什人张凯，以他丰厚的个体感知经验和深情又不失理性的笔调将他的长篇力作《大风》奉献于读者的面前。他将故乡所给予个体的特殊生命感受，艺术地转化为社会和人类的普遍情感，在厚重的历史展示中完成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中普通农民的心路历程。作品以一个儿童/少年的视角，将禁牧、征地、放贷、迁徙等发生在卡巴什的主要历史事件巧妙地贯穿在关于“一个老人与一头牛”的故事讲述之中，表现出随着农耕文明的逐渐衰减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民失去土地与家园的精神痛苦。其中土地情结、家园意识以及生殖崇拜三个方面构成了该作品的哲性主题。

   一、土地情结

   我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形成了中国农民深厚的土地情结，并由此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此，只要被命名为乡土小说的作品都无不具有某种“土地情结”，而对“土地与农民”关系的表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此类小说的重要主题。

事实上，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包含着世俗与和神性两个维度：一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耕者有其田”是世代农民的最初也是最终极的梦想；二是土地不单单是自然之物，它还蕴含着农民内心深处祖宗认同的血缘亲情意识，价值信仰和精神寄托。小说《大风》正是在这一双向维度上展开了作为卡巴什农民——叙述者“我”的“爷爷”对土地的深情眷恋。“爷爷”经常以闻土、吃土的方式辨别着土地的墒情：贫瘠干旱的土地，在他的嘴里是“干、瘦、寡”，而因禁牧后植被恢复保全了土壤中的水分时，他嘴里的土地则是“肥、美、鲜、香”。这种嗅觉与味觉已经全然超越了生理感觉而上升到心理感觉的层面。在“爷爷”的心里，土地的贫瘠与肥沃直接关乎着农民的生存温饱甚至是生命攸关。他“认为是土地爷庇佑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的土地滋润肥沃，才使万物得以生机勃勃，才是他们的生命代代相传，延绵不绝。”为其如是，“爷爷”对土地才存有深深的敬畏之情。爷爷的屋子里常年供奉着土地爷的塑像，无论是谁，也无论大事小事必先三拜九叩。作品中还多次描写了爷爷叩拜土地的场景：“他一走进农田，就这样，看庄稼，看土地，那眼神好像一下子就黏在土地上想分都分不开了。……他看着看着又不由地跪起，叩拜着土地。他是土地最虔诚的信徒！”“他的威严使我不可抗拒地跪在了地上，和他很是庄严很是庄重地对着这片土地磕了三个头。”

   爷爷将土地视为命根子。他常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农民离了土地就顶如离了命。”“土地是人的骨肉，人是土地的心。”所以，面对“禁牧”，爷爷可以半推半就，但是面对“征地搬迁”他则坚决不从，成了“抗征土地钉子户”。因为对于“一个把命交给土地的老农民，一个视土地为命的老农民，一个一辈子与土地相依为命的老农民，现在马上就要让这个把生命与土地融化在一起的老农民撤出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这是多么多么要命的事啊”！可以看出，爷爷对土地的感情已经化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小说中与“爷爷”对土地的挚爱深情相对立的是“爷爷”的几个儿子和卡巴什的村民们。起先，他们也抗议征地拆迁，但却是因为所得款项与同区农民相比较少，甚至为此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而当征地拆迁款“像天上下雨一样，下进了卡巴什人那干瘪而敞开的腰包里”时，潘多拉的盒子便被打开了：有的人成了通过购置豪车、貂皮大衣、珠宝首饰等名贵物品来炫富的土豪，有的人由于突然得到巨款而高兴地成了疯子（武小山）；有的家庭则是子女因为分钱大吵大闹致使母亲上吊自杀（三老婶）；更多的人则在金钱欲望的驱使之下陷入了放高利贷的无底深渊之中。唯独“不稀罕当市民，也不稀罕那么多钱，他只稀罕土地。他说唯有土地，才会让他活得踏实，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有守有盼才有根。”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融入了创作者透心彻骨的个人生存体验，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倾向。

   二、家园意识

   家园与土地是一种文化同构，土地的失去也就意味着家园的丧失。如同土地有世俗和神性两个维度一样，家园也有物理和精神两个层面，即一方面是空间维度上的涵义：“家”是屋子房舍，“园”是人们耕作的田地。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维度上的涵义：是人类个体心灵上的栖居之地，寄予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想感、归家感。”【1】

   乡土小说作家总是在经历或是精神上与乡土家园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对于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着深挚的感情。这里原始苍茫的自然景观，贫困劳苦的父老乡亲，令人神往的民风民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都是乡土作家生命中不可割断的灵感命脉，是他们心灵深处无比怀恋的精神故园。因此他们的“乡恋”是至情至深的。

   乡土小说中的家园意识首先表现为乡土主体对家园的情感眷顾。这种情感眷顾既包括离开家园后的怀念与回忆，也包括即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悲伤，《大风》中所表达的家园意识显然属于后者。在张凯的笔下乡土家园既不是愚昧落后的故地，也不是安谧闲适的田园，而是在现代化的车轮无情碾压下，当旧日熟悉的乡村生活即将土崩瓦解、承载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即将逝去之时，身处其中的人们所产生的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痛苦与失落、惆怅与无奈。当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让村庄、村舍顷刻之间成为断壁頽垣、一片废墟时，失去家园的村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痛哭失声：“杏花婶灰头土脸，背靠着半截残墙一动不动，两眼发直，望着夜空，泪珠子一个一个，再一个，往下掉。王玉成双膝跪在一滩杂物上，双手拍着空地，哭喊着‘老天爷’。”“李占元的老婆抱着一副从废墟堆里抛出来的被砸成三瓣的马鞍子在哭。”“我听出来了，那嚎叫声是从疯子武小山的喉咙了发出来的。‘我的家啊——！我的家啊——！我的家啊——！嚎叫声一声接着一声，反复就这么一句，听起来撕心裂肺，悲哀至极。”特别是当拆迁队要将村里最后的一排房子—“爷爷”的老宅拆掉时，爷爷大声地吼道：“等我死了再拆行不行啊——？！”、“要不，你们把我一同埋进房里吧——！”他们的哭泣，不单单是由于失去了居住之所，而是因为失去了灵魂的栖息安息之地；“爷爷”的坚守，也不仅仅是对一辈子安身立命的老屋坚守，而是对乡土家园的一份情感与信念的执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作者为抵御都市文明冲击、寻找心灵栖息之所的一种执念。 

   作品的家园意识还体现在作者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日常生活、人与动物的关系等方面的诗意挖掘。 作家寄情于村野、托志于乡情, 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无论是那摇曳着新枝绿叶的柳树、缀满了榆钱儿的老榆树、漂浮着白云的“蓝得扎眼”的天空；还是那被沉甸甸、毛茸茸的谷穗压弯了腰的谷子，百花争艳、花香袭人的苜蓿地都在作者诗意流淌的文字中弥漫出浓郁的诗意和浪漫情怀。而作品中“爷爷过九十大寿和”“出殡安葬”两段民俗风情的展现，则又以朴素细致的白描手法让读者迷醉于乡土文化的独特韵味。这种对乡土诗意观照的结果，淡化了自然村落的社会历史背景，着力凸显了其诗意的存在，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乡土浪漫主义的叙事特点。

   最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的“风”这个含蕴深刻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叙述者“我”凭借一种超验感觉，将“自然之风”与“自我的灵魂之风”融为一体，并用以象征社会转型裂变之“大风”：禁牧之风、征地之风、拆迁之分、高利贷之风。这些“风”有的“清净”、“清爽”；有的则“烧心烧肺、如针如剑、砭骨穿心”。每一阵大风吹都会在卡巴什村掀起汹涌的波涛，村民们的生活被搅乱了，命运也由此而被彻底改变。

   乡土小说的诗意存在也充分体现在对人与动物亲密关系的生动描写中。作品中的老黑牛懂人情、通人性，与爷孙俩朝夕相伴、情深意笃。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绿色涌出了我的脑壳，从卡巴什的地平线上，涌向了大地，涌上了山梁，涌向了天边。我领着爷爷的牛娃，在这层层绿浪、万紫千红中载歌载舞。……牛娃奔腾着，它两眼如铃，两角直刺天空，四踢直砸大地，两颗铁黑如锤的大卵蛋随舞而动，乍起的尾巴如一面哗啦啦飘扬的旗帜在空中挥舞着；该我出场了，我一抬脚飞上了它的角尖，在它的角尖上表演着芭蕾。当我的芭蕾舞表演到极致的时候，牛娃两角向上一扬，我像一只大鹏直跃天空，展翅翱翔在花的原野上……。这里，作家以大胆的想象、诗化的语言、灵动的叙述谱写出一曲人与动物与自然和谐共舞的抒情乐章。

   三、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小说《大风》的又一个哲性主题。众所周知，原始先民最大的生命感触就是生与死的问题，由此便产生了带有原始神秘性的生殖崇拜。因而，生殖崇拜既起源于原始先民对自身繁殖生育能力的渴望，又是对生命本能的思考与认识。正如尼采在其《偶像的黄昏》中所言：“生殖、怀孕和生育行为中的每个细节都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我不知道有比这希腊的酒神象征更高的象征意义。在其中可以宗教式地感觉到最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之未来的本能，求生命之永恒的本能。”【2】小说家莫言曾以其《红高粱》《丰乳肥臀》《蛙》等乡土小说将人的原始生命力描绘的汪洋恣肆，在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命图腾中让我们领略了生命的狂野与沸腾。在张凯的《大风》中，我们同样体味到了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正如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将乳房作为女性生殖图腾一样，小说中无论是年近九十的“爷爷”还是只有十岁左右的叙述者“我”对女性的欲望和幻想首先也是从乳房开始的：

   爷爷‘哦’了一声。他笑眯眯的目光在三老婶那双丰乳上爬动着。三老婶能读懂爷爷的目光，筛了筛上身，两个奶子隔着她的绵绸衫在里面跳起了舞。

   我盯着杏花婶大胸脯：“杏花婶两个奶子圆鼓鼓，就像两只大白兔，走起路来蹦蹦地跳，勾得男人眼珠子往外掉。……”

   这种对具有哺育生命功能的女性乳房的特别关注，从表层来看是男性欲望，但究其深层则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母性崇拜意识，即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

此外，小说的生殖崇拜还凸显在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爷爷”与三老婶相恋多年，耄耋之年的他对三老婶的身体依然有着热情和渴望；情窦初开的少年郎“我”与十六岁的少女蓝尔在青春的鼔荡下，纵情享受着生命的欢愉。他们没有丝毫的矫饰、羞怯，有的只是冲破理性羁绊后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共振与自由舒展。就连爷爷养的那头牛也是雄健无比：“在阳光团子里，黑公牛全身油黑锃亮，两颗铁色如锤的大卵蛋很是刺眼，在胯下威风凛凛直垂大地；它身段长有八尺，高有五尺，斗大的头上，两只犄角像两柄弯曲的杀猪刀，亮着阳光是那么威猛。”作者将人与动物的生命激情以一种“傲娇”的姿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使小说获得了热烈、刚劲、粗犷的风格。

   然而，当理性和秩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宰力量，人的生命本能与生命激情在现代都市中被文明与理性所压抑、束缚而走向萎顿、颓靡，只有在古老的乡村还保有它强烈而自在的形态、野性和迷人的风姿。杰姆逊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这些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3】如前所述，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基本内核。从这个视角来考察，小说中这种对于原始生命力的歌颂赞美就必然具有某种寓言（象征）意味。也就是说，生命意志的跃动与迸发、生命本能的力量与激情，是属于乡村、属于传统的。甚至小说中那段令人忍俊不经的“老黑牛‘强奸’纯种黑白花牛”的情节，其实也象征着乡村（传统）对于都市（现代）的一种强势反抗。

   在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注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和乡土历史变迁,表现时代社会的主题，构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当下远离底层生活、趋向浮浅琐屑个人欲望的文学氛围中,这一传统恰恰显示出现实主义历久弥新的力量。何况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历史、至今依然广袤存在的地域乡土空间和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均迥异于西方,必然要求独特的“乡土精神”的表达。而张凯的这部长篇小说则为我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注释：

   【1】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本文作者郭培筠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大风》内容提要

   一部鄂尔多斯高速发展的变迁史，一轴当下中国土地、农村、农民斑斓多彩的巨幅画卷。

作者立足本世纪初十二年的广阔背景，立意于生命与土地的重要关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出了一个老头一条牛一个小孩一村人在时代大风中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为恢复植被，大搞生态建设，禁牧“革”了农牧民千年来传统养畜的“命”；为了让农民变市民，城镇化建设“革”了农民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的“命”；拆迁让农民一夜暴富，家家户户放高利贷，不幸的是，一场金融风暴又彻底“革”了他们一夜暴富的“命”。在这三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民与官，人与人，三亲六故，亲朋好友，邻里之间冲突不断，一场场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风起云涌，芸芸众生在阵痛中沉思，在痛苦中前行，在拼搏中成长。

   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深重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邃的思想内涵、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用平和细腻的笔触将当下的现实生活一一展现，笔笔紧贴土地，字字体恤生命，充满了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形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成就了作品的文学力量和审美价值，是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

张凯近照

   张凯 笔名老开，鄂尔多斯康巴什人；书房雅称：大象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行走荒草地》《古歌?或本原》《巴音杭盖》《大风》，短篇小说集《仇钱》《西草地》，中篇小说《白鸽》《祖父与黑马》《大红公鸡喔喔叫》《爸，我的爸》，戏剧剧本集《西村三四家》，影视剧本集《国家是棵树》。影视作品有《血太阳》《大树底下好乘凉》《村道》《果子》等在央视、影剧院播出上映。长篇小说《古歌?或本原》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电视连续剧《血太阳》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大红公鸡喔喔叫》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篇小说《白鸽》获草原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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