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案，又可称“刺死辱母者”案，近来发酵之势愈演愈烈（有兴趣可自行百度若干代表作）。有人问我怎么看，有罪无罪？我竟然一时语塞，因为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和大家想的不是一个方向。
私权救济的边界
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从法理的角度说，公权救济的公正性、正义性远高于私权救济，而同时如果公权无法履行救济义务时，那么私权救济就是应当被许可的。但是，再进一步说，私权在实行救济行为时，不能超过必要限度。比如，刑法老师经常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偷扒窃了你的钱包，你打电话报警已经来不及，于是自己上去抓住了他，拿回了钱包。但如果你还捅死了他，那么就超出了必要限度。
于案中，其实有两个私权与公权的问题。一个是讨债人，别人欠了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有人要说了，哪儿那么容易对吧？于是上门讨债就天经地义了，上点手段也没什么了。既然是这样的思维，那打死讨债者又何错之有？正如一个朋友评论到，当你掏出了JB，我还和你谈个JB？话糙理不糙。
但是，别忙。再反过来想想。如果其他讨债者因为于动了刀，反过来杀了于，或者讨债者的家属，因为亲友死了，于是反过来杀了于，是不是也可以？既然你要玩刀，那索性大家一起玩刀。你杀四个，我来八个。
所以，在私权救济不存在有效边界时，讨论一个人有罪无罪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与煽情无关，与汉文帝、大隐溪等等编纂的典故无关，只与法理有关。那么边界在哪里？
防卫的正当性
姑且不论本案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这是法官的工作，单单就正当防卫这个命题本身，其实也有话要说。事实上，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法理逻辑、法条设计，都与千差万别的事实状态是脱节的。因为一个犯罪现场中，除了物证、人证，还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收集的，比如：愤怒、悲伤、恐惧、怀疑，还有爱。而这些，恰恰是评判防卫不可或缺的要素。
法理中，我们常常可以简单以“假想防卫”来说明所谓不存在防卫的必要性。但这一“假想”评判，往往是司法者自己在脱离现场实际时，从书面材料获得的感受，并无法设身处地的感受当事人在当时当下的情绪因素。
而本案中，却有一个关键词，让这些情绪瞬间被感同身受。这个关键词并不是所谓“极端手段”，而是“母亲”。谁都有妈，我们千百年来以孝为先，所以对自己的母亲，谁都有无法言表的深沉的爱。陈宫临刑时，曾以己母及天下母从而触动曹操，用的就是这种同感。试想，如果把本案中母亲替换成于的姘妇、小三，那么舆论的天平将发生怎样的倾斜？
防卫的正当性是不能因人而异的，但却不得不因事而异。所以，想用高度概括的法律条文去判断错综复杂的防卫正当性，也并不科学，并不精准。很遗憾，我无法给出科学的、量化的判断标准，但我想，从判例法的角度寻求智慧，也并非不可能。
本案中，显然无法简单评判不存在防卫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公权救济缺位，对方存在一定程度暴力行为时；但连杀四个人，是否仍在边界范围内？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都不可能排除私权救济的正当性。只是在法制秩序为第一秩序的法治社会中，选择私权救济的人，必然也必须直面公权的事后评判。
公权救济的缺位
本案中，公权救济在债权人讨债时就已经处于缺位状态。在出警后，因怕涉及经济纠纷而二次缺位。那么在一审判决中，公权救济就不缺位了吗？
公权救济相比私权救济而言，除了救济的最终结果，还必须承担救济合理性的解释义务。比如，鲁智深杀人后，可以什么也不说，也可以只说一句：老子乐意。但公权救济不行，你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这个理由在本案一审判决中，仅寥寥数语，既说明不了有问题，也说明不了没有问题。引用一位前法官的评论“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略粗，归纳援引证据时，主观归纳取舍也略偏。引了还款证据，事实认定却没提还款事实，警察离开是到院子里继续查看有点牵强。判决写得短了。”没错，短了。
一审法官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本案会引发如此轰动，故而习惯性将本就难以说清的防卫问题进一步没说清楚，一短就短出了问题。
从法理和事理来说，这是一起当无争议的防卫过当。从情理来说，“母亲”必然站在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所以，“这到最后，应该是一个量刑问题，不是定性问题”，诚如斯言，只是二审的裁判文书恐怕不那么容易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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